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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家父赵家璧的“鎏金岁月”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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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父地下有知,知道在他离世二十多年后还有许多的新老朋友与之隔空对谈,必定会露出会心的笑容,心怀感激。而当他听了朋友们的赞美之言,一定会面带羞涩地说,不敢当,不敢当,过誉了。
原文 :《家父的“鎏金岁月”——在赵家璧11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 赵修义
图片 | 网络


重情之人


我这么说,不是胡乱猜测。因为家父毕生以编辑为业,深知做编辑靠的就是作者与读者。他又是一个重情之人,历来极其重视与作者、读者的情谊。我从小就记得,但凡家母亲自下厨,做拿手菜,必定是来了哪位作家。在重庆北碚的时候,家境困难,唯一的一次开席,就是请来了章靳以伯伯等八九位嘉陵江对岸的作家、翻译家。
  


家父晚年更重友情。记得1973年家父被工宣队勒令回家休养的时候曾经对我说,奶奶活到了八十多岁,我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过,不知道回到家里还能做些什么。开始他应一些老朋友之邀,参与了翻译组的工作,不过,这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他想做什么呢?他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人老了,只能“卖旧货”了。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卖旧货,为什么要卖旧货?这个问题,我是自己进入老年之后,才逐步领悟的。人到老年喜欢怀旧,这是人之常情,但怀念什么各不相同。他在香港三联出的一本书用了《文坛故旧录》这五个字,就是想表达对那些提携、引导、帮助过他的长辈与合作过的友人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经历了文革的灾难,他们之中,许多已经被遗忘,甚至被封杀。那些本该“长寿”的好书已经成了孤本,封存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他想用各种办法,让故旧们的劳作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得以广泛的传播;让故旧们付出的辛劳,经历的曲折,在艰难困苦中体现出来的品格为更多的人所知晓。于是他花大力气,排除许多困难,将《新文学大系》和《良友画报》影印出版,还把《良友画报》的影印本推向海外发行。


晚年得以如愿


家父在晚年得以如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真做成不少。从大环境来说,应该归因于他有幸终于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不久前遇到一位高人,用八个字来描述改革开放的年代:“鎏金岁月,风雨兼程”。对家父来说,他最后度过的二十年,身处改革开放的时代,确确实实可称为“鎏金岁月”。因为社会不仅给了他很多荣誉,而且给了他实现自己愿望的难得的机缘。拨乱反正让他重新激发了活力,青年时代的创造力想象力又一次被激发出来了。他同以前的老领导,后来的好朋友罗作风同志一同发起了“编辑学”,策划了编辑学的丛书,还同北京三联的范用先生一起探索加快出版流程的办法。
  


改革开放带来的活跃的文化氛围使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了爆发式进展,给了他新的动力,也为他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他也有机会到北京等地开会访友,开阔了眼界。思想解放带来的自由氛围,将文革期间积累的恐惧一扫而光,大家都敢于面对真实,包括真实的历史,相互之间也能真诚相待。这就使他有机会有可能与昔日的老友、昔日未得有机会谋面的作者敞开心扉地见面交谈,互相通信,一起回顾往事。不仅发现许多以前未知的故事,而且得以厘清一些往事的真相。比如他同丁玲会面交流,终于搞清楚了当年鲁迅为什么要关照他把《母亲》一书的稿费分几次寄往湖南老家,以及丁玲的另一本小说集《意外集》的编者到底是谁。这样,他写回忆录的时候有了可靠的依据,免除了个人记忆可能有些许不准确所带来的顾虑。这些历史事实的厘清对他来说是比金子还珍贵的。同时,他也有幸结识了改革开放年代涌现出的一批新进学人,从他们身上感受时代前进的步伐,也得到了他们许多非常具体、周到的帮助。没有学界新进的热忱相助,他是不可能写成几十万字的回忆录的。
  
舒乙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赵家璧的两个高峰》,说1930年代的“良友”和抗战胜利后的“晨光”是家父最有活力的年代。我觉得需要补充的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家父的“鎏金岁月”。没有这段“鎏金岁月”,以前的两段即使是“高峰”,或许也只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如若地下有知,他一定会说,改革开放真好,晚年遇上了改革开放年代,老夫有福了。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9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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