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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_思想史 pdf

思想史思想史

谁能提供”地理学思想史”著作电子书?

问题补充:,法国:[科拉瓦尔]著,郑胜华等译,北京大学2007年9月出版
●Bambook,完美对接云中书城,日更新1亿字的海量内容,包含各类资源

利马窦有哪些中文著作,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什么?

问题补充:另外 乾嘉考古学派受利马窦和徐光启的影响有哪些?
●利马窦的中文著作有:《天主实义》《利马窦中国札记》.《交友论》(1595年) 2 .《西国记法》(1595年) 3 .《二十五言》(1599年) 4 .《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1601年) 5 .《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 6 .《天主实义》(1603年) 7 .《西字奇迹》(1606年) 8 .《几何原本》(1607年)(此书是与徐光启合译的) 9 .《浑盖通宪图说》(1607年) 10 .《畸人十篇》(1608年) 11 .《理法器撮要》(1610年) 12 .《乾坤体义》(1610年)2 。 中国思想史上的利马窦 历史总像司芬克斯那样给人们留下一些不易解答的问题。在世界文化史上,最初只是活跃在那不勒斯一地的犹太教中一个主张改革的派别,何以在他们的首领耶酥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的数百年间,不但发展为独立的基督教,而且成为了幅员广袤的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自视为普世教会的宗教在16世纪到18世纪,又何以非常迅速地在欧洲以外扩张,特别是在美洲和亚洲的传教事业获得巨大的成功?恐怕就可以算是此类难题之一。 不过,对于曾经满怀希望要使数亿中国人同样信奉天主的耶稣会教士而言,从利玛窦以来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虽然一度进展顺利,不但使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批在晚明社会名声卓著的官绅归依天主,甚至后来或者担任钦天监之类要职,或则经常出入康熙皇帝的禁宫;而且有人认为18世纪曾经可能会出现一个中国式的基督教,各会传教士“曾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为国家政权所容忍、集儒教和中国古老智慧于一体的新教会。”(〔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但是随着“礼仪之争”的发生,形势竟然急转直下,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被严令禁止。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逼迫清廷签定的两个和约,都载有所谓“传教宽容条款”。这改变了明清之际耶酥会传教士的方略,使传教与西方殖民事业有了理不清的瓜葛。“条款使传教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使他们期待的目标——把中国变成基督的国度——变得越发遥远。”(朱维铮:《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页。)以致于到了上世纪末,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那样的美国人看来,“大中华”成了类似伊斯兰教文明那样在今日阻止西方普世主义扩张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成为一个政治的现实。”(〔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于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许问题就转变为:与基督教在美洲和亚洲其他国度的胜利历史相对照,他们的传教事业何以在中国有了如此相反的记录?考虑到中国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中国人总体说来对宗教持相当宽容的态度,这一对比就更加催人深省了。这一问题当然非常复杂,作为学术问题涉及的面也十分广泛,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如何看待和评价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 历史还有另一面相。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已经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谁也无法否认,当今中国实际上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公民,对西方的了解一定大大超过一般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今天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加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宗教学、宗教哲学和比较宗教研究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创获。在这种情状下,利玛窦及其传教活动,自然就再次引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 对这样一段历史及其后果的研究,历来有不同的学科方向和思考进路可供选择。比较常见的是历史学的进路,除了传教史的描写以外,还有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看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天文学、几何学以及水利、历算等的进步,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讨论中国文化对西方启蒙运动的作用,更多的似乎是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此层面上,人们注意到“耶稣会曾设想在印度和中国造就一种能够吸收这两国古老文明的智慧和见解的新型基督教观,但该设想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对被称做“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的事情达致如此的结果,著名西方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认为,明清之际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失败,乃是根源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差异和中国文化难以被同化的力量,而非简单的排外心理作祟。这种差异是整体性的,不仅在随处可见的伦理关系的处理上,而且在于儒家入世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于基督教将宗教义务与世俗义务对立起来的做法。 在形上学的领域,基督教的核心观念是造物主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而“可见的天与作为天理的积极因素的天之间不可分割的特点,及‘体’和‘用’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中国的基本观念。”中国人对基督教哲学的抗拒有更深刻的根源——语言。汉语中并没有表示“存在”的动词,“语言的结构和辞法似乎把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导向了不同的方向,作为形成一个独立的、具有广阔背景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发展的基础。”(〔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0页、225页。) 如此看来,人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的传教对于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而言,是否只是一个历史的意外,或者纯粹是一个偶在?换言之,它有没有影响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没有成为中国哲学史或者思想史的一部分?目前坊间流行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哲学通史类的著作,似乎支持了对三百多年前基督教那场“失败”的上述意义评估。通过对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文本《天主实义》的深入研究,张晓林博士对此提出了异议。他笔耕数载,撰就这本《论天主实义》,相当系统、周详地论证了他对中国天主教神哲学或“儒家一神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新的定位。 简要地说,张晓林认为,通过详细梳理《天主实义》所代表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体系与明末清初中国主流学者之思想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明传教士与其中国皈信者共同阐述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不同于传统儒释道中的任何一种,然而,它不仅留下了一批值得重视的汉语哲学文献,而且它们所阐释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传统的三教之外另行开启了一种具有独特内容的思想体系的统绪。如果要描写自晚明以来的一个完整的中国思想-哲学的发展史,就应该对包含在其内部的天主教神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的相互影响有充分的研究和阐明。 我们知道,无论是中国思想史还是中国哲学史,作为现代学术的一门学科而言,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起来的,具体地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建立起来的。那是“科学”刚刚上升为价值的时代,同时也是宗教受到严厉排斥和打击的时代。著名的“反基督教大同盟”一时几乎囊括了全部文化精英,就非常典型地说明那个时代的精神趋向。当时的历史科学范式,大致上先后是由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这两个互相排斥的学派在历史主义的方法上有共同语言。这些都很自然地在对《天主实义》的研究中打下自己的烙印。 用一种公允的评述,人们都承认《天主实义》是利用儒学语言和概念阐释天主教教义。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这种阐释的正确性就颇受质疑;而导致这种状况是由于利氏的学养有限(误解),还是故意曲解儒家经典,更是令人疑窦丛生。如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利氏“以孔子理论傅会基督教教义,其策略为“合儒、补儒、益儒和超儒”。从封建主义的立场来宣扬天主教的“合儒”,是“纯涉支离荒诞”(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080页)。 《天主实义》“合儒”的正当性及与其作者的主观意图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以讨论。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儒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从解释学的眼光看,任何人的解释都必定带着自己或明或暗的“前见”,任何时代的理解都包含加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因此《天主实义》是否误解、以及多大程度误解了儒家经典,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现象的一次性和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5页)。 将《天主实义》看做一个解释学的文本,使张著得以避免在历史主义范式中易生纠缠的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属于效果历史的那个“理解”本身的反思。由此超出了以往对中国天主教的史学研究,而进入了文本研究。读者可以看到,张著确实对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文本《天主实义》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关系做了相当充分的比较研究,对明末清初中国主流学者与《天主实义》所代表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体系似的关系,做了详细的梳理。 在此过程中,作者注意到利玛窦对中国传统儒学及其流派的复杂性的知识是有限的,他所实际上面对的,并非完整的儒学传统;同时也注意到尽管利玛窦对佛道的专业知识相当有限,但是对佛道与基督教原理的冲突,却有着深刻的洞察。作者吸收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使用了“儒家一神论”等概念,加上其运用资料的实证功夫,使他所描写的明清之际中西思想互动的脉络令人十分信服。所有这些都相当有力地支持了本书的宗旨,即中国天主教神哲学存在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之中,而不在是纯粹外来的思想。 总体上说,中国学者对西方宗教及其哲学的研究,在最近二十年来有相当大的进展。而对西方宗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互动之研究,则相对滞后。因此,张晓林博士的这本论著,对扩大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成为一个明亮的信号。其实,明末以来天主教神哲学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地位,其轮廓一直隐隐约约地浮现着。尽管它恐怕并非一线相牵、明明白白的传统,而是一个尚待研究和描画的脉络。且不说明末清初中国思想家与天主教神哲学的关系远未厘清,晚清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似乎也还大有再讨论的余地。康有为的思想创造中包含了多少基督教的刺激和启发?也很值得研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宗教文献对中国人形成现代性观念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也不很清楚。 另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新儒家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果说其先驱——康有为等曾经受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巨大功能的启发,曾经试图创立“孔教”与之抗衡的话,那么第一代新儒家大多是强烈非基督教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都是如此。这大概是文化上的传统主义使然。这就使他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很自然的贬抑“中国天主教”的意义。譬如冯友兰先生之高度评价曾国藩,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赢得了对基督教的“圣战”。(冯友兰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战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的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见《中国哲学历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5页)而他们的后继者,第二、第三代新儒家,却很注重发掘儒家传统与基督教的共同点,特别是强调儒家的宗教性,借用当代西方基督教哲学家蒂里希(PaulTillish)“终极关怀”的理论来阐发新儒家哲学,并且强烈地期待与基督教等世界宗教实现“文明对话”。所有这些现象都还有待深入系统的研究,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哲学史的组成部分。

思想史上代表性的人性观有哪些

问题补充:思想史上代表性的人性观有哪些
●中国管理思想中的人性观概述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思辩的民族,历史上许多管理思想家对人性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从而铸就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坚固的理论基础——人性论。从总体上看,人性善与恶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人性论讨论的中心问题。1.性无善无恶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人性问题。《论语•阳货》上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所禀受的天性,本来是差不多的,无所谓善恶,但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了距离,不再相近了。孔子虽然没有肯定人性究竟是善是恶,但它潜在的包含着人性是可以改变的看法。2.性善论孟子是儒家中著名的“性善论”者,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性善论”者。孟子认为:“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将仁、义、礼、智看成是每个人天生所具有的四种本能,就像人的四肢是与生俱来的。在孟子看来,三尺孩童,皆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亦无不知敬其兄,人见孺子落井,又无不生怵惕恻隐之心,由此可见,四端并不是由某种外在力量强加于人,而是人们不待学而能、不待虑而知的本然面目,所以结论必然而且只能是人性善。人性本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参考资料][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2]焦国成、姚新中,中西方人性优劣谈[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1989.[3]唐子畏,宋晓 人性与人际关系[M] 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1997.[4]孙耀君.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5]刘唐宇.中西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02,5[6]彭熙.彭瑶.中西管理人性观比较与管理的融合趋势[J].财经科学,2003,6[7]董翔薇.试论中西方管理理论的伦理基础[J].道德与文明,2004,3

经济思想史政府职能的演变

问题补充:希望大家能给个概述,写下政府职能在各个时期的主要变化和内容。以西方政府为主…谢谢各位
●(一)西方国家政府角色职能发展演变 前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前资本主义时期政府角色职能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自给自足,加之国民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不发达,以及在封建制下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使得为数不多的社会公共事务在分散状态下得到自行解决。 在自然经济状况下的政府职能,主要局限于“御外”和“安内”,维持国家统治方面。表现为政治统治职能极端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相对弱化。 自由资本时期政府角色职能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后,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作坊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由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交通通讯的发达,社会公共事务与公共需求日益增加。 这一时期,亚当?斯密经济理论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经济运行主要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无须政府过多干预。因此,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只提供法律制度、产权保护等最基本的核心公共产品,其余的事都交由市场自行调节。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认为“利己的润滑油将使经济齿轮以奇迹般的方式来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 因此,亚当?斯密主张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守夜警察”政府职能有五项: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界定产权,保护产权;监督合同的执行;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政府管理,奉行的是“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的信条,不直接干预社会经济活动。 垄断资本时期政府角色职能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加深和“市场失灵”,导致西方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占了上风。因此,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以弥补市场的不足,纠正市场的失灵。 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宏观管理,市场经济就会成为万恶资源,资源也会遭到毁灭和破坏。因此,政府不能仅仅充当社会秩序的消极保护人,而应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罗斯福新政开创了政府强力干预社会经济的先河,并因此结束了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时代。 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通过颁布和实施一系列新政策,包括紧急银行法案、节约法案、啤酒法案、农业法案、失业救济法案、工业复兴法案、以工代赈法案、社会保障法案、税制改革法案等,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萧条。 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也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以促进经济复苏。 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干预经济,纠正市场失灵方面的职能作用主要有: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稳定宏观经济; 调节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 消除经济的负外部性效应;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等。 政府全面干预的结果,导致政府职能和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不断增加。 当代资本主义政府角色职能 当代西方学者既不赞成政府只承担守夜人职能的自由主义,也不赞成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干预主义,而主张有选择的干预“市场失败”。 他们认为,“政府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地上的母牛”,政府同市场一样会失败。政府失败包括官僚主义猖獗、行政效率低下、官员特权横行、机构自我膨胀、管理费用高昂、财政赤字剧增、以权谋私严重、大量财政经费落入特殊利益集团私囊等。因此,以“失败的政府”去干预“失败的市场”,必然是败上加败。 市场有失败,政府也有失败,那我们应如何选择? 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查?沃尔夫主持完成)的结论是: 既要使政府在改善和扩展市场中发挥作用,又要利用市场力量改善政府功能。也就是说,利用政府弥补市场缺陷,利用市场克服政府失败。 总结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有: 市场有失败,政府也有失败,政府失败既表现为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度造成市场进一步失灵,又表现为国家对经济干预不足使市场无法正常运行; 政府只能干预市场根本性失败,不能干预非根本性缺陷 政府要利用市场去干预经济。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职能发展趋势 政府职能逐步扩大 近两个世纪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西方国家政府职能迅速膨胀。因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公共事务不断增加,为满足较高的社会发展,政府活动也随之增加。这就是“瓦格纳法则”.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认为,为满足较高的社会发展,政府活动也必然随之增加。他的这一论断被称为“国家活动不断增加的法则”,该法则不断被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所证实。 政府职能体系中政治职能相对减弱 在早期的政府职能体系中,政治职能占有重要比重,政府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通过对内阶级镇压,对外扩张或防卫,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被视为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必要补充,是从属于政治统治和为政治统治服务的。 然而,政治统治职能只能起到控制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作用,不能消除这种矛盾和冲突。 统治阶级日益认识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两极对立最终会损害统治者的利益。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资资源的大幅增长,统治阶级可以为社会各阶级、阶层提供更多的分配份额,使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相对缓和。尽管政府的政治统治职能依然存在,但它以更隐蔽的形式体现出来。 由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增强和膨胀,从而使政府政治职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社会化 政府的管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激增,政府在许多方面感到力不从心。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为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被迫把某些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交还给社会,集中精力管自己应该管、有能力管、也管得好的事情。 现在许多西方国家实行公共事务管理民营化,将公共服务或部分政府职能委托给民间团体或私人管理。 日本政府将清洁卫生、维修公共设施、修建学校等社会公共事务委托给地方自治体、民间团体或私人管理,除社会福利设施外,其他社会公共事务委托管理面达80%左右。 美国大约有35%的地方政府让私营公司负责收集城市垃圾,42%的地方政府使用私营企业经营城市公共汽车系统。 近年来,西方国家社会中介组织广泛兴起,这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社会化趋势的重要反映。 政府通过宏观协调,将一部分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交还给社会,由社会组织代替政府进行管理,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是当代政府职能发展新特点、新趋势。 宏观调控与综合协调职能增强 西方国家政府在实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社会化的同时,十分注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职能。 各国政府普遍加强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部门,建立和完善综合协调机制。美国的总统府,英国的内阁委员会、财政部,法国的总统府、经济计划厅等,都是承担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职能的重要部门。 各国政府普遍重视计划手段与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 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指导性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前景作出预测,向社会经济组织提供政府经济政策和市场发展前景的综合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预算调控、货币金融调控、物价调控等经济手段及法律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控,以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和竞争的公正性、合法性。 (二)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的涵义 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 政府职能转变的措施 政府职能转变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职责范围、内容、方式进行的调整与转移。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中国加入WTO。 由于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配置、政府机构设置和政府行政运行方式,完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转变。 由于中国加入了WTO,所以,中国政府的职能配置必须与WTO要求相适应,凡是不相适应的,必须按照WTO的要求进行调整和转变。 政府职能配置、政府机构设置、政府行政运行方式适应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政府职能配置、政府机构设置、政府行政运行方式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政府职能转变内容:政府职能重心转变 政府工作重心的转变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变化决定的。 我国建国初期,阶级职能是政府职能的重心。其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政府职能重心便由阶级职能逐步转向社会管理职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从发展趋势看,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将逐步从以经济职能为主向以经济和其他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并重的方向发展,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有序地发展。 政府职能内容转变 政府管理内容的调整变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政府职能优化及管理科学化的客观要求。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应将不属于自己的职能交还给企事业单位及社会中介组织等,防止政府职能的“越位”;将属于自己的职能收归政府,避免政府职能的“缺位”,实现政府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职能重新调整与组合。通过这样的职能转变,找准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位置。 政府职能关系转变 即政府系统内部纵向层级和横向部门之间的职能重新划分和配置。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和配置,应按照必要的集中和适当的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明确各自的权力和责任。 凡属国家事务和全国性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应由中央政府行使,与之相应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支付等也应由中央政府负责。 凡属地方性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应归地方政府行使,与之相应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支付等均应由地方政府负责。 横向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和配置,应按照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一个部门承担的原则,合理划分和配置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能,形成协调配合、完整统一的部门职能体系。 政府职能作用方式转变 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是市场经济提出的要求。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的管理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 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由以产品为对象的部门管理转向以行业为对象的行业管理 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转向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管理 由重计划轻市场转向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 由单纯管理转向管理服务 通过这样的职能转变,真正做到政企、政事、政府和社会职能分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政府机关主要通过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等方式,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做到宏观管住,微观放活。 政府职能的完善与发展 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具体职能,要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扩充和完善。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 当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的、需要政府出面管理的社会公共事务时,政府必须要增加一些新的职能,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也是政府机构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政企分开是政府的社会职责与企业的社会职责分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分开。 政府职能转变的措施 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 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不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 同时,政府要承担从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事务,解决好企业办社会的具体问题。 裁减政府的专业经济部门和各种行政性公司,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裁减专业经济部门和行政性公司,是从根本上取消管理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使企业成为无主管企业。 在过渡时期,可保留部分专业经济部门,其主要职能是制定行业规划和引导行业产品结构调整。 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将来企业的行业发展和行业自律等,应主要由行业协会来管理。 加强和改善国有企业的监管方式 在国有重点企业实行稽察特派员制度 在有些地方或有些领域派代表参加企业监事会等。 4

管理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有哪几个阶段

问题补充:管理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有哪几个阶段
●管理思想史的分期 3.1 早期的管理思想阶段 此阶段起始于18世纪中叶以前,这一阶段是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中世纪的管理思想,人们也习惯称之为前科学管理理论阶段。 3.2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 此阶段位于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跨度约为170年。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的问世宣告了古典管理理论的创立。 3.3 行为科学理论阶段 此阶段跨度约为20年的。其代表人物有梅奥和巴纳德等,其研究内容涉及人际关系学说、个体与团体行为研究、需求与激励理论等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丰富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3.4 现当代的管理思想阶段 此阶段位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到现在大约40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学术界又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信息技术革命之前为第一个阶段,划分为现代的管理思想;信息技术革命(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第二个阶段,划分为当代管理思想。

试述近代西方管理思想史发展的脉络。

问题补充:这个是今天我们管理思想史考试的一个题目,
●发展脉络大致有三条主线:第一条是时间线,以时间为轴充分体现其历史性;第二条是理论线,以西方管理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为轴,充分反映其发展性;第三条是人性线,以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人性理论的深化为轴,表达了对管理最优境界的追求,充分反映其突破性。从时间上来看西方管理思想史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早期的管理思想、时间上大致是从远古时代到公元1543年。在古代管理思想体现在指挥军队作战、治国施政和管理教会等活动上。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及古罗马人都在这些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管理思想严格的风机制度、分封建制都体现着早期的管理思想。另外随着向业的繁荣、日益扩大的市场,家庭手工作坊的产生,出现更细的分工更复杂的过程。接着文艺复兴的产生又推动了管理思想的发展。  2、科学管理理论的诞生及其发展,时间上大致是从1543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有泰罗(科学管理之父) 、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莉莲·吉尔布雷斯等人。此段时间内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资本主义精神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兴起,新教的伦理、个人自由伦理、市场伦理等产生。工业革命的产生,新的生产组织制度出现,这也对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3、古典组织管理思想的出现时间上是1915年到1925年。这段时间管理思想主要旨在提高生产的效率。主要代表人物有法约尔、马克思·韦伯,着重探讨大企业整体的经营管理,且突出的是行政级别组织体系理论。  4、现代行为科学的产生及其发展时间上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1945年二战结束。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至30年代初梅奥的霍桑实验,该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工人的工作动机和行为并不仅仅为金钱收入等物质利益所驱使,他们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有社会性的需要。强调人的感情和社会因素,忽视正式组织的职能及理性和经济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  5、现代管理理论的丛林,时间上为1945年到80年代。代表人物孔茨。历史背景:战后重建、科学技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60年代以后西方管理理论涌现,形成了各种管理理论和管理。学派相互盘根错节的一片丛林。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体现了管理理论的复杂性、渗透性、交互性和灵活性。  6、当代管理理论,时间上为80年代至今。管理更加注重人性,对人的尊重。从过程管理向战略管理转变,从产品的市场管理向价值管理转变,人本管理思想的深入(基本理念),从行为管理向文化管理转变。初级产品经济与工业经济脱钩。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整个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价值和附加值是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标志,加之受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能源危机的影响。在竞争的强大压力下,生产要素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凝结、再分化、再组合、再凝结的周期性的变化更加明显。

管理思想史的演变 雷恩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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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买《管理思想史的演变》雷恩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麻烦告诉我?

问题补充:还有《公共管理导论》欧文.休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麻烦告诉我?
●人大的那种丛书翻译的不是很好,你买了恐怕读不明白而且休斯提出新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这也只是一家之言。上不得厅堂。推荐夏书章的公共管理学。管理思想史的演变你可以看一下把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问题补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考试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伟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展开的。列宁在讲到马克思时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这个结论,从根本上说,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人类的思想发展史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来说,首当其冲的是解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因为不论是认识论还是辩证法在他们以前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而社会历史观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没有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就不能有真正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不仅使认识论和辩证法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而且使科学的完整的新世界观的问世成为可能。1845年春天马克思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是包括历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1845年秋到1846年下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驱除了出去,从而使得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论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完整体系初步形成,标志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新世界观的初步创立,标志着人类哲学思想的革命变革。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马克思在1847年上半年所著的《哲学的贫困》,进一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接近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这是马克思以通过与普鲁东论战的形式,第一次向世界公开表达了自己新世界观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接着,马克思在其《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更深刻地揭示了以剥削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的形成、经济学领域的革命变革,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这些,最集中最精辟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最伟大的革命。  这一革命最重要的标志,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2月发表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宣言》曾经被称为“时代的歌中之歌”,这是因为,适应着时代需要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以自己的科学的、革命的宣言表明自己是时代的最强音。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认识历史和时代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它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的历史命运。科学社会主义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大发现的基础上,阐明了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他们通过革命的实践和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优秀成果,才可能在已有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凭空创造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而是在综合人类思想积极成果和总结当代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实践运用中不断地得到验证和发展的。  参考文献:  (一)主要著作  1.陈先达.漫步遐思:哲学随想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2.陈先达.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1-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4.萧焘.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5.赵曜.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热点问题概览.法律出版社,1992  6.金顺尧.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7.唐少杰.哲学中革命变革的实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意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8.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9.赵曜.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10.张立波.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出版社,2002  11.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二)主要论文  1.庄建儿.马克思早期异化论包含着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萌芽——兼论对费尔巴哈之超越.岭南学刊,1995(2)  2.谢龙.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哲学本体论世界观的超越——兼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历史地位.现代哲学,1997(3)  3.张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方法论精髓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6)  4.王金福.超越人道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历史观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性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4)  5.辛望旦.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无锡轻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1)  6.胡建.终极关怀观的启迪与超越——试析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体主义”价值观的扬弃.人文杂志,2000(3)  7.郝峰.早期马克思视界中的人学逻辑线索——论青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的递升与超越.唯实,2000(5)  8.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9.陈先达.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3)  10.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2)  11.颜晓峰.马克思主义创立的近代科技基础.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12.杨思基. 马克思早期生产劳动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3(5)  13.宗培、陈勤.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康德哲学的超越.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3(5)  14.赵民.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创立.社科纵横,2003(6)  15.尚龙、姚冰.实践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创立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16.李荣才.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心路历程解析.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17.邓兆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创新思想.岭南学刊,2005(5)  18.曹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4)  19.林锋.综合创新和新唯物主义的创立——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一种新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6)  20.朱荣英.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革命性质及其当代意义.青海师专学报,2006(4)  21.王金福、庄友刚.从“哲学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与共产主义学说的转变.哲学研究,2006(11)  22.林剑.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理论的深刻革命.哲学研究,2006(9)  23.隽鸿飞.哲学:在历史与文化之间: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定位.学术研究,2007(1)  24.吴梦芹.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意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意义的一种当代理解.学习论坛,2007(2)  (三)要论摘编  1.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2)  本文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条件和它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研究主题,马克思文本中某个论点的过时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但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它仍然是我们时代最具真理性、最具影响力的学说。  2.王金福.超越人道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历史观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性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4)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人道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此,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以马克思历史观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表明,马克思在其历史观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即在其“费尔巴哈派”阶段上,存在着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因素,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占有过主导地位,而在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自觉的历史观。  3.宗培、陈勤.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康德哲学的超越.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3(5)  康德哲学不能作为认识论哲学来解读,其“哥白尼式的革命”不是皮相地颠倒认识上的主客体关系,如斯,则启蒙哲学的精神匆匆擦肩而过。康德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扬弃,实体主义的思维范式作为独断论被解构。康德在追问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基础上,通过对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提出来了胡塞尔现象学蕴涵的意识意向性结构,但这只是一种超越自然主义的实体属性模式的先声,马克思承继了康德的努力,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性活动(实践)彻底地瓦解了作为内在性之主体性,从而真正地回到了人与世界的原处关联。  4.颜晓峰.马克思主义创立的近代科技基础.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知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创立的。近代科技进步推动的产业革命和造就的社会变革,使马克思、恩格斯耳闻目睹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创立理论学说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吸收有益和有用的成分,包括科学的精神与方法。从他们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科技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知识准备和重要条件。  5.林锋.综合创新和新唯物主义的创立——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一种新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6)  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决不是对人类以往的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哲学遗产的简单否定或抛弃,而是在有机综合二者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哲学形态。综合创新、创立新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哲学变革的真正实质。辩证性、实践性、统一性,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三大本质特征或三个基本规定性。

关于丸山真男的作品<思想史的方法和对象>

问题补充:丸山真男对于思想史的思维方式曾在1963年写了一篇文章,有知道其主要内容是什么?作者对思想史的思维方式有什么看法,等待贤答,谢谢
●丸山在63年出的作品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徂徕学」的一个高峰。该书赋予徂徕学以「近代思维」的特质(《研究》第188页)。《研究》成书前,构成该书主体内容的三篇独立论文,已于「二战」期间的1940年至1944年在日本《国家学会杂志》上揭载完毕。当时,日本面临着现代化国家的重建和重建所必要的国民精神的提升。与同盟国之间的敌对情绪和敌对事实,使日本学界无法预测战后日本与欧美之间还会出现我们今年所能看到的战略格局。一种「自力更生」的「哀兵」心态,逼使他们不得不回到自身,并试图在本民族文化中发掘出使国家再度崛起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如果不是这样,丸山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搬出徂徕学,以示即便没有西方的影响,日本也已经具有近代发展的自主可能性了。这也是他通过对徂徕学潜心研究后而得出的「在通常被视为近代开端的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已然具有近代思维与社会基盘」这一学术性结论中所内含的潜台词。显然,丸山走得很远,远到连西方文明给明治维新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历史性结论都因之而大打折扣,甚至还不够。只是,这种学术上的不得已,倒确实使他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一个长期为人所忽略、或曰习焉不察的问题,那就是:何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会一举成功且极少出现反复?何以日本人在开国之初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对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表现出普遍的不适甚至排斥?丸山的「假说」,或曰「附会」的模板,便是所谓「原型论」。 它给人的直观感觉是: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充其量不过是建设和发展日本的道具而已。这些外来文化,就像人穿在身上的一件件衣服,而那只不动声色的更衣高手,便是几乎无法用文字来记录和表达的植根于日本民族内心深处的日本「原型」。 「原型论」又称「古层论」,由丸山真男最早提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注1)该论大意为:日本的思想史,是对外来思想的受容、修正和「摄取」史。不断摄取的外来文化,在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内部,形成不同的层次,并促成新生层次与古层之间不段相互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沉积于最下层者,被称为「原型」。换言之,由于日本在人种、言语、土地、生产方式、宗教等方面具有强大的连贯性,所以,沉积于下层的思考方式和价值体系,虽有其历史特征,但更具有超越特定时代的持续性,而且是非自觉的。固有与外来之间虽无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但由于这种持续性的存在,就使日本思想难以脱却其固定的本质。这就是日本思想的「原型」。说得具体点,所谓「原型」,指的其实是由「神道」的诸观念和绵延不断的民间传承所累积而成的「型范」。它包括「伦理意识的原型」、「历史意识的原型」和「政治意识的原型」。其最切近的素材,则是去除了儒、佛语法和诸观念以后的《日本书纪》、《古事记》、《古语拾遗》、《延喜式》、《万叶集》等日本古典。为什么要从这些典籍身上「去除」「儒、佛语法和诸观念」呢?这就涉及到了丸山把握「原型」时所采取的手段,即「原型复原法」。具体包括(1)儒佛消去法;(2)神道观念精炼法;(3)民间传承提升法。(注2)七十年代,丸山停止使用了「原型」一词,对此,他本人的解释是:「1972年发表〈历史意识的『古层』〉一文时,首次使用『古层』概念,也首次改换了讲义中一直使用的『原型』一词。改换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它并不意味着实质性的思考有什么改变。那为什么要变成『古层』呢?……因为以『古层』来表达,就可以更加明确地表现出超越时代的不段运动的成层性。这是使用该词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契机是,『古层』至少不像『原型』那样给人以宿命论的感觉。因为如果说到『原型』,就容易被误解为古代的『原型』决定于宿命,是原封不动的固定化的产物。但倘若以『古层』言之,一旦发生大地震,位于最底部的强韧有余的古层就会不断隆起,遂不能不使地层构造发生变动。……然而,由于古层的存在,就使各种意识形态受到了『基本的』和『终极的』制约——这便是我所思考的〈历史意识的『古层』〉。」(注3) 就是说,丸山的「原型论」,似乎已给日本的「伦理意识」、「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带来了思考的「基盘」和解释的「终极」依据。如果说,子安宣邦的诘难足以摧毁丸山真男的西方「近代论」依托,那么,「原型论」却犹如一棵救命稻草,使丸山的学说一时获得了新的安顿。可这样一来,曾经是近代主义者的丸山,仿佛又给人一种试图复归古代日本国民性的印象。于是乎,围绕丸山究竟是近代主义者还是日本主义者这一问题,学界内纷扰频起。(注4)争论过程中人们发现丸山的理论开始染上民族主义色彩,而丸山本人,亦露出国粹主义者的端倪。它带来的一个最直观的后果是,浸润日本两千年之久、而且事实证明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早已积淀成日本文化之真正的中国学术,开始被流放、被驱除。由于徂莱学研究构成了丸山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理论归宿,所以,反映在该研究领域里的上述倾向,便显得尤其明显。 然而,「原型论」的稚拙和不足为训,却是至为明显的。日本的文字传自中国,它不光带去了文化传播的形式,更带去了与形式无法割离的观念意识型态。试想,当丸山所说的「儒佛消去法」——「去除儒、佛语法和诸观念」的方法一俟成立,那么无异于丧失了文字的传统日本文化还剩下了什么呢?是「结绳记事」还是「口耳之学」?所以,如果认为日本亦有足以夸耀于世的古典文明的话,那么丸山的「原型论」就犯了一个有关「文明」定义的更大的忌讳。因为按照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观点,「文明的这些标志中」,「文字」才是「最为重要」的。(注10) 这样一来,「丸山『原型论』的登场并不意味着他本人的观点有任何转向」的学界分析,便日益显现出了判断的准确性。东京大学教授黑住真指出「丸山的『原型论』由于被视为『转向』和『踅足』,而评价很差。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转向』,而不过是把原本暗伏于《研究》中的潜形存在变得表面化了而已。例如,在『古层』论中,作为《古事记》的对比,他举出了〈创世纪〉中『创造始于无』的理论。这实际上就是丸山埋设于《研究》中的『绝对主体论』伏笔的真实动机。丸山的思索是一贯的,即:在与西方/近代的对比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带着日本的感觉。『古层』论便正是存在于这一思索延长线上的命题。」因此,丸山「一贯」的「框架」,乃是「近代主义——日本主义」。(注11)就是说,丸山的「近代主义」不过是在长期潜在的「日本」相共存的统一命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实际上与丸山有意排除中国的影响或把中国视为完全停滞的对象来对待这一潜在观念,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例如他说:「这里便有所谓支那历史的停滞性。它还表明,黑格尔的洞察是不错的。」(《研究》第4页)对于这种学术偏见,黑住真指出:「在《研究》中,有一种面向近代的单线发展史观。这里只是把西欧和日本捆绑在一起,而中国却未被连接。中国被包裹于停滞论的议论框架里。这种中国停滞论,是包括丸山在内的五十年前的共识。在这里,中国不但被轻视,连最初还有的对中国和亚洲的关心,也消失了。」(前揭论文)这样,连将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进行比较的工作,他也懒得去做。在《研究》的〈英文版作者序文〉中,他说:「有关日中儒学的比较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纳入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范围内。」(《研究》第402页)结果,仅就思想史而言,丸山已巧妙第避开了中国的话题,特别是避开了曾经构成日本近代思想资源的中国的相关思想。例如,在给徂徕定位时,丸山只是参照了徂徕从未接触过的霍布斯和马基维利(《研究》第238-239页、第83页)等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可是,与他们思想的核心观念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又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徂徕本人理论走向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韩非)的思想,却由于这种偏见而完全被置诸视野之外。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丸山极感兴趣的徂徕语录,竟是下面一段话:「三代而后,虽中华亦戎狄猾之,非古中华也。故徒慕中华之名者,亦非也。」(《徂徕集.覆柳川内山生》) 停滞和落后的「中国观」,在日本,似决非丸山个人的看法。明治、大正时期的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1861-1930),在甲午战争(「日清战争」)之际即把当时的「日、支两国关系」理解为「代表新文明的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将这场战争称为「义战」;担当战时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1835-1897),也将这场战争理解成「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间之冲突」。(注12)这种认识日积月累,最终酿成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极端口号!(注13)由于时至今日,这种情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日本《思想》杂志主编小岛洁说,少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不敬,是由于近现代中国给他们留下的「落后」意识所致。 于是,连日本的侵略性在能动性也被赋予了「发达的近代性」表象,在他们眼中,中国也就成了「落后」的象征。在这样的逻辑下,所有的侵略与殖民化都获得了正当性。这一意识结构在围绕着「南京大屠杀」的讨论中仍顽固地存续着。(注14)在反对战争、爱好和平这一点上,丸山显然称得上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但《研究》一开篇就以对黑格尔的赞许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中国落后论」观点,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他埋藏于内心深处的中国蔑视情结。尽管丸山在「初版后记」中承认,这样一种为了证明「日本的进步性」而强调「中国的落后性」的开头,具有明显的缺陷,但他为自己所作的辩解,却并没有起到减弱这一论说「缺陷」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任何作用:「如果允许我进行辩解,那么中国的停滞性,是当时处在第一线的中国史学家们或多或少都共同具有的问题意识。我也正是根据这种问题意识,从思想史的侧面,探讨何以中国的近代化失败并被半殖民化,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则成为东方唯一最初的近代国家这一课题的。」(《研究》第371页)步入近代门坎的中国,其落后性是有目共睹的,这无须讳言。我们甚至欢迎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弊病进行正面批评和仗义执言。但中国的落后,并不意味着她的一切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更不应该构成为了证明本国的进步性而随意贬损,甚至于无视曾对本国自身近代化启蒙运动发挥过诱发乃至奠基作用之中国进步思想的借口和根据。它让人怀疑,丸山的「排荀非韩」强辩,是否还有其超学术或学术以外的其它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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