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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我们那里”和“不着急”

人都需要写一个自己的世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的马贡多镇,福克纳有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莫言有他的山东高密,苏童有他的香椿树街。王-“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小波在《青铜时代》里建立了三个不同的长安城。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王国,叫做“我们那里”。
他也写昆明,写西南联大,但大多用来回忆记述,如实道来,加一些感情色彩当佐料。
他也写北京,比如《云致秋行状》,比如《讲用》,比如《安乐林》,但这些偏重于写人。很有趣的一点是:写北京时,汪先生很喜欢用对白,而且是富有北京话风味的对白,描绘人物。这看上去是写剧本的习惯——众所周知,他在北京,写过不少剧本。
他独一无二的世界,是“我们那里”,他并不直说那是他故乡扬州高邮。“我们那里”,有许多地方,许多细节,是反复出现的。
比如,《异禀》和《花瓶》你,都出现了保全堂。
比如,《岁寒三友》和《鉴赏家》里,都有个当地招牌的潇洒画家,叫做季匋民。
比如,《岁寒三友》里末尾,三位是在如意楼吃的饭;后来有一篇,专门写《如意楼和得意楼》。
比如,《茶干》和《故乡的元宵》里,都有连万顺。
比如,《昙花·鹤和鬼火》里出现了善因寺:就是《受戒》里,明子受戒的那个善因寺。
诸如此类。
在涉及到北京时,他的题材,大多和20世纪50到70年代有关。涉及到昆明时,多半是西南联大时节。而涉及到“我们那里”时,看不出时代背景。读《受戒》,你看得出时代么?似乎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世外桃源似的。勉强看得出的,是《八千岁》,提到了是抗战时节。
他的“我们那里”,仿佛金庸的《笑傲江湖》,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的,半永恒性的这么个故事。而且,“我们那里”的故事,是《受戒》,是《茶干》,是《岁寒三友》,是《鉴赏家》,小县城里的故事,没什么烟火气,干净但不枯寂,热闹温和,是一个独立王国。哪怕《八千岁》里头提到了战争背景,也没沾染到情节。“我们那里”,也没什么悲剧:最多是《岁寒三友》或者《异禀》,甚或《大淖记事》,算是甜苦交加的。汪曾祺先生会讽刺,比如《金冬心》,比如《黄油烙饼》,但涉及到“我们那里”时,他笔下就很容留面子了,对八千岁,也是半开玩笑的调侃一下子罢了。
《常识与通识》里,阿城提到过一个事:他在《棋王》里写最后那个,和王一生战平的老头时,让他满口道禅说了一通,本意其实是讥讽这类满口道理的(王一生只是爱棋,就说不出那么多道理来);汪曾祺先生误以为阿城着了这种道禅的魔才写这个,还跟他谈了谈这事儿。另一处,阿城说汪曾祺先生是中国作家里,没什么文人架子的作家。
这两处意思一融汇,其实挺到位的:
汪曾祺先生最有趣处,就是“对日常贩夫走卒的事情,有兴趣”。这一点,他和他师父沈从文先生是一脉相承的。反过来,对传统文人风致那一套,他稍微有点儿腹诽,愿意拿他们开个玩笑。看看《金冬心》,金农和袁枚被他调侃成斯文败类,就明白了。
各人的趣味自然无从评断,但是,他是怎么做到的?
汪曾祺先生写过一个《小说笔谈》。他自己总结写作的要点:
语言上——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结构上——随便。
叙述和抒情——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字里行间。
但我以为,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色,还是“不着急”。
他早年,风格也华丽,也多变,也有杀意,有恨气,有悬疑。比如《复仇》,比如《落魄》,是有锋芒的。只看《复仇》,则汪先生早年,文笔相当华丽,也有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时节。
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老来所写了。境界到了。
像《异禀》,即描述一个熏烤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有兴旺有惨淡,对比强烈。这种故事题材,就是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了的——他晚年,就较少写这么跌高落重,让人心生恻然的东西了。如前述,提到“我们那里”时,他的小说,最多也就是半揶揄的口吻,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喜,但不算刻薄,有悲悯心。比如《八千岁》,吝啬鬼米店主最后破了笔财,还醒悟了。
1985年,《桥边小说》你,汪曾祺先生如是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所以,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返璞归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只是呈现情景。这样写看似容易,其实极难。因为你要保证情节本身的自然,要保证文笔的动人,节奏的连贯。
汪曾祺先生是从明清小说笔记里找了许多灵感的,我感觉。他一定非常喜欢张岱。
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如他描述沈先生时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为他提供了调侃幽默感的来源),所以,也通达(这里所写的聪明、狡猾和通达,都不是贬义词)。所有,那十年,比起其他人,他没有吃很多苦。
还是补汪先生自己的文字。
他阖了一会眼。他几乎睡着了,几乎做了一个梦。青苔的气味,干草的气味。风化的石头在他的身下酥裂,发出声音,且发出气味。小草的叶子窸窣弹了一下,蹦出了一个蚱蜢。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鸟毛,近了,更近了,终于为一根枸杞截住。他断定这是一根黑色的。一块卵石从山顶上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落进山下的深潭里。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反刍的声音(牛的下巴磨动,淡红色的舌头),升上来,为一阵风卷走了。虫蛀着老楝树,一片叶子尝到了苦味,它打了一个寒噤。一个松球裂开了,寒气伸入了鳞瓣。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再见,青苔的阴湿;再见,干草的松软;再见,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老和尚敲磐。现在,旅行人要睡了,放松他的眉头,散开嘴边的纹,解开脸上的结,让肩膊平摊,腿脚舒展。
以上是他少年时的《复仇》。文辞华丽,节奏细密,感官描写敏锐,简直像诗,极好的语言,但略锋锐。
茶干是连万顺特制的一种豆腐干。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抽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每一块当中还带着三个字:“连万顺”,——在扎包时每一包里都放进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木牌,木牌上刻着字,木牌压在豆腐干上,字就出来了。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黑色的,掰开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干”。连老大监制茶干,是很认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许马虎。连万顺茶干的牌子闯出来了。车站、码头、茶馆、酒店都有卖的。后来竟有人专门买了到外地送人的。双黄鸭蛋、醉蟹、董糖、连万顺的茶干,凑成四色礼品,馈赠亲友,极为相宜。
以上是他晚年的《茶干》。文字质朴,但节奏更流畅,更温和,更慢。阿城所谓的洗脱了文人气,大致如此。这段放在小说里,毫无情节可言,只是勾勒意象,其实是很精纯的写法——纳博科夫写柏林的一个短篇,川端康成的某几个掌小说,都是如此。
所以,就是这样:词句朴实精确,有大量的短句,对细节的兴趣、不尚戏剧性、对日常生活的白描勾勒,慢慢道来。
他推崇的主角,比如明子,比如叶三,比如王二,比如宋侉子,比如季匋民,比如“岁寒三友”,文化见识不提,但都有水气,有闲散自在,又清澈如水的一面。
这里面的审美趣致和渊源,可以上溯到明清笔记,上溯到唐朝的田园诗去。
用“不着急”的语言和题材选择,营造出一个世外桃源但又因为细节扎实而不至于虚空的独立王国“我们那里”,这基本上,成了一种“汪曾祺符号”。
苏轼所谓“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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