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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袁照:中关园不仅是北大的珍贵遗产(司徒雷登夫人曾葬于此)

(消失的中关园)
我来北大培文的这半年时间里,经常在北大新园。全新的建筑,有宾馆,有餐馆,有外国留学生公寓,是北大对外交流与会议中心之一的地方。站在新园广场上,仰望四周,天穹明朗,天穹下的房舍明亮。有新园,必有旧园,旧园在哪里?
中关村北大街上,北大东南门口有一汽车站名叫“中关园”。中关,原来叫中官,即宦官,中官村、中关园都与它相关,宦官有点不太雅致,遂用谐音,改为中关。立定四顾,今天中关村还在,中关园在何处?原来,中关新园,即是中关园。为何要把中关园改为中关新园?因为拆了老房子建了新房子,地名也必须改?王府井也拆了许多老房子,建了许多新房子,是不是也把王府井改为王府新井?
(就由这些当年的中关园的孩子们写了一本《中关园》,留住了历史)
北京的夏日闷热难忍,且马路上几乎没有一棵树,艳阳高照,能出门吗?闲暇时躲在房间,一杯茶,一本书,倒是惬意。于是,随手打开了书桌上的《中关园》,竟然被它吸引。原来责任编辑,竟是我现在朝夕相处的同事丁超先生。
钱钟书、季羡林、黄昆、程民德、王竹西、任继愈、张岱年、王瑶、洪谦、朱德熙、汪曾祺、丁石荪等许多的人,都与她相联系。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与追求,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平常又不平常的身影,曾在这里。可是,如今又去哪里找寻?
《新关园》,打开了尘封的记忆。我于书中仿佛见到了当年的一切。当年的大学者们大都作古,可是他们的后人、子女经过岁月的沧桑,回首这一切的时候,是那样的饱含深情,是那般鲜活。
第一篇,即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吴兴华之女吴同的《追忆钱钟书伯伯的点滴往事》。我几次去过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南沙沟小区的钱钟书的家,我去时钟书先生已经去世,我去看望他夫人杨绛。几次坐在钟书先生曾经的书房,听杨绛说往事。没有想到在《中关园》中,又见到了钟书夫妇在中关园的家。书中有一张钟书先生站在中关园26号门前的照片,微笑、谦逊又自信,让人感怀:“他们一家经常于傍晚在小树林一带散步,途经我家门前,钱伯伯常会驻足,让妻女先行离去。每次钱伯伯来访,都会在书房中坐上一两个小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聊上一阵。”“社科院从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返京后,我家幸与钱伯伯、钱伯母成为紧邻。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志同道合的伉俪之一,几十年相濡以沫,珠联璧合,真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当时他们已经闭门谢客,断绝了与外界来往,终日埋首学术,潜心钻研。邻居曾多次目睹小轿车来接钱伯伯赴会,但是都被他婉拒。他家也不乏‘名流贵客’光临,这些人虽位高权重,也常常免不了吃闭门羹。”
这段回忆,表达了吴同对钱钟书夫妇的敬意,写出了吴兴华与钱家的情谊。钱钟书如何会有这个小他十二岁的忘年交?达官贵人、社会名流都会吃闭门羹,如何这两家关系这般好?在吴同的另一篇《蜡炬成灰泪始干——怀念我的父亲吴兴华》,我读到了答案:吴兴华是一位天才诗人、学者、翻译家,“与大名鼎鼎的陈寅恪、钱钟书、同誉为中国二十世纪最有学养的知识分子代表。”之所以现在没被广大群众所知晓,是因为他去世地太早,只有四十四岁,那时是1966年8月2日:“那天父亲在北大校园内顶着烈日劳改时,被红卫兵小将强行灌入阴沟里的污水,中毒昏迷后又遭到这群暴徒棍棒相向,拳打脚踢,延误了送医时间,就此不治。”
一部历史,真实的惨痛的当代史。中关园何不是整个时代的宿影?于此我认识了许多人,许多事,给我心灵以撼动。我们学中文的人所仰视的许多大教授原来都成住在中关园,更多的是知晓了那些我原不知道的泰斗般的其他领域的人物,比如,认识了洪谦教授——被康有为、梁启超看好的神童、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论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者,也住在中关园。还有化学家徐光宪、哲学家与数学家胡世华、汉语言学家林焘等等,分明可以当作一部教科书来读。
我从江南来,我对北京不熟悉,同样与我们集团有血缘关系的北京大学也不熟悉,这是我认识北大的一个窗口。新关新园在北大东南门马路对面,虽然属于北大的一部分,但是四通八达,封闭不住。而北大本部的门,是中国把守最严的门之一,鸟都振翅难以飞入。不过,从中关园振翅可以飞进北大,至少可以飞进北大的历史。
中关园原还有一墓地,司徒雷登夫人即葬于此。不知何时,不知不觉,墓地没有了,司徒雷登夫人遗骸也不知去了哪里?我于书中得知,现在中关新园西南角的三号楼墙根及其南侧的一片草坪,即为当年的墓地。几乎每天走过路过。从书中得知,北大副校长,后来的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曾组织调查,虽然没有调查出一个结果,不过,我还是为他做了此事而对他由衷地钦佩。
日子就是一阵风、一阵雨,风雨吹过,日子就一天天翻过。谁还记着这阵雨与那阵风雨?仿佛都是影子。影子多了,后面的影子盖住了前面的影子,浓淡是一幅画,远远望着,还能称为景致。可是,日子一天天翻过,一幅画盖了另一幅画,就如电影镜头掠过,我们在残留的记忆里,或许还会有几个人,几件事在那里不紧不慢的驻守。那一定是名人、一定是重大的事件,这就成了珍贵的史迹。
(2002年拆迁时的遗存)
中关园里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个与那个人发生的事情,即是重大的事件,可以成为历史,让后人敬仰、让后人遗憾、让后人兴奋或沮丧。
我常想,中关新园与中关园的价值,谁高谁低?假如,中关园的老房子,一排排、一片片,一个院落又一个院落连着,有河、有桥,柳风拂着花影,尚存于世,何等的妖娆?或许,于当时,可能不得不这样做,自有其理由。眼光、历史的纵深感、文化遗产的视角,那时是不是缺少了点?不能全盘保护起来,为何不局部地多少也留下一点劫后余生呢?
走在中关园,早晨或者傍晚,我们的遐想还有吗?我们的徜徉还有吗?他的存在,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而配套建设北大宿舍院子开始,一直到2002年开始拆迁,只有五十年。曾经的院落,曾经小河(水沟)小桥哪里去了?神秘的松柏林,神秘的文化气息,都哪里去了?2018年8月9日,于北京大学燕园大厦
(中关园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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