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百科

1942大饥荒_1942大饥荒电影

1942大饥荒

1942河南大饥荒

  • 问题补充:《1942河南大饥荒》在线阅读地址,在线等。。。
  •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Theodore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河南官员掩盖真相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出后,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刨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一些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1942年,就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刻,全国人民一致对外抗战,后方的支援尤为重要,但当时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死亡人数达300万之多!  1942年,豫北、东、南30多个县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已被日军占领,剩余的豫中、豫西尚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日本的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残酷的30万人的南京大屠杀给百姓带来了许多隐形的重伤。1942年,黄河决堤泛滥,这让我们记住了洪水,记住了蒋介石,更记住了日本。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我们暂不考虑此次洪水对日军的影响,应该考虑的是89万河南百姓。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黄泛区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决口。大水之后,撂荒的土地又发生了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百姓有苦难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已经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  但是蒋介石对1942年的河南大灾却不管不问,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1942年8~9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  1942年10月,这时冬季来了,天气变冷,灾民很多都逃亡了,百姓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实施救灾工作的最重要时刻,此时也可以阻止灾情的蔓延,但是事实却相反。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河南灾情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深了百姓的苦难。  国统区300万民众活活饿死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也结束了。除了极少数尽职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的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竟然如此地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这是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结果。生命的流逝让我们不禁为之感叹,不过正是由于这些宝贵的片段记录,才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次灾荒,并值得后人深深地思考。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河南大饥荒情况(7张)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饥荒导致的人口迁徙:  由于饥荒所致,河南许多地区的人口向南方迁徙。特别是浙江靠近河南的地区是河南人迁徙最多的地区。浙江的湖州、安吉、长兴是逃荒人群的聚集地,其中长兴县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到现在,河南人的后裔在这些地区已达到100多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河南人的后裔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文化,为当地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长兴县90%的地方语言为河南话,至今仍保留着河南人的许多民俗,如过年舞狮、跳船灯,正月16过大年等传统习俗。
  • 1942年,面对河南大饥荒,国民政府的领导们是如何反应的?这场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 问题补充:
  •   “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费正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他补充说:“国民党是逐步走向没落的,我的上述结论也是逐步形成的。”    回到1942年的现场,在那场导致30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300万人死于非命的灾荒中,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已为后来的政权崩溃埋下了伏笔。    预警  时至1942年7月,来自不同管道的消息,通过电文、私人信函、媒体报道将河南灾荒严重的情形,不断传递到战时国民政府高层官员们的耳中。    1942年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接到了驻洛阳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的电报,报称:“河南素称农产丰稔之区,乃今岁入春以还,雨水失调,春麦收成仅二三成,人民已成灾黎之象。近复旱魈为虐,数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既悉枯槁,树木亦多凋残,行见秋收颗粒无望,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县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灾。”    何应钦将这封电报中的内容转给了全国赈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许世英。    两天之后,创刊不久的南阳《前锋报》,针对河南各县均已成灾之现实,以社评的方式呼吁政府“灾象已成,迅谋救济”。报纸评论相当尖锐地指出,“如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负责当局其速图之!”    8月14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亦致电中央赈委会孔祥熙委员长,许世英代委员长称:“查豫东各县上年荒旱,颗粒未收,街(蝗)虫遗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势若燎原,以致鄢凌(陵)、扶沟、西华、太康、淮阳、鹿邑、杞县、宁陵、商人(水)、项城、沈邱、太和、临泉等县先后呈报发现蔽薪盖野,禾稼被食殆尽。……迄今各县秋收绝望,民命堪虞,数百万灾黎鹄待赈济。”    豫籍国民政府参议员郭仲隗则收集了灾民所食雁粪、榆树皮、观音土等,在10 月30 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当众展示,并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大声疾呼政府救济灾民。同时,他还奔走于财政部、粮食部等中枢主管机构,呼吁、敦促豁免军粮,减轻民负,赈济灾情。    党、政、军、民各路人马沿着政府有效的沟通渠道,将河南重灾的消息传递到决策中枢。    失真  在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的快速发展期中,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积累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应急救灾体系。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翌年,西北的大旱曾令当时的国民政府手足无措。之后国民政府在1930年10月公布了《救灾准备金法》,规定国民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1%为中央救灾准备金,省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2%为省救灾准备金。    1931年,江淮流域暴发百年不遇大水灾,灾情遍及23省。南京国民政府乃改变以往救灾政策,以中央政权为中心,制定计划,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将整个救灾过程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并设立专门的赈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赈济事务,其委员长一职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    江淮水灾的救援,被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杨格认为是“有效的大规模行动”。    从确立救灾制度,到全国动员,乃至赈灾方式的创新,国民政府在其后的数年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1942年的各种警报显示,对于刚刚遭受过水灾的河南来说,当年的旱灾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    但这一次,当足够多的灾难信息开始预警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曾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情,蒋听后要李赶快去见何应钦,但何的反应却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显然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和汇报,但他的反应更加出人意料。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回忆称,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    蒋介石生气自有道理。此前的1941年,为了稳定战时经济,国民政府要求田赋征实,这一年河南在受水灾的情况下,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    1942年10月的参政会上,国统区21省中照核定数额完成征收者仅有11省,而仅有半壁江山的河南亦名列其中。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特此对河南粮政局进行了表扬。    这样一个征粮业绩如此优秀的省份,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灾区呢?    不惟蒋介石不信,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中,对河南灾荒的真实成分持怀疑者不在少数。    掩耳  “恰好这几天以来,天雨适时,各地农作物皆欣欣向荣,本年粮食产量必然特别增多,岁收丰稔,可以预卜,可谓得天助。”    1942年6月1日,西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粮政会议时,心情相当不错,除了“天助”,他在演讲中列出的有利因素还有“人助”——来自美国的5亿美金的援款。同一天,蒋介石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蒋介石认为,“天助和人助都有了,但还需要自助”。    “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真是所谓仁至义尽,如果连到这一点征粮的要求都持异议,未免太不自助了。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亦应鸣鼓而攻,羞与为伍。”蒋介石对各地的粮政局长们说,“抗战已经五年,政府对于人民有余的粮食,仍旧没有废止市场交易,在合法范围内,仍许其自由买卖,而且关于征收征购的办法,还很虚心的向地方征求意见,现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亦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    这真是过于直率的肺腑之言,翻译一下这位统帅的言下之意:考虑到在打仗,政府的粮食政策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老百姓不主动纳粮,那就是全社会的败类,应该马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各省的粮政局长们听明白了,他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灾荒中的河南开始叫“苦”连天,有些地方农民已经开始吃草根、树皮,却仍要面对新一轮的征购。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公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但蒋不仅拒绝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之后,杨一峰发现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竟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蒋介石并未注意到他的前线战场上正在发生的灾荒,或者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最关注的事情“一是征兵,二是征粮”。    河南处于中原主战场,驻扎着汤恩伯、蒋鼎文率领的40万军队。在这次粮政会议上,河南省官员和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将河南1942年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但会后徐湛大笔一挥,将250万石改为250万包,于是实际征收军粮数额变为335万石。    蒋介石并不相信河南官员的报告,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    “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    当年9月6日,在西安王典召开军政会议时,蒋介石更在演讲中痛斥各地军粮办事人员不努力。并当场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35%,兵役也占35%,其他占30%。军粮局以后不准向部队发给军粮券,必要交给实物,并且要如期如数交到兵站,不得借口粮食缺乏,来推诿责任。在蒋介石看来,“军队谎报欺蒙之习,现在到处难免,流弊所及,不仅骗上官,骗同事,骗部下,而且他还要骗自己 。”    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政洲当时跟随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和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赴西安参会,一路上眼见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惜为时已晚,多属缓不济急。”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后来跟《大公报》总编王芸生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国民政府农林部、粮食增产委员会之后的统计显示,1942年河南的稻谷收成在四成上下,而实际收成仅有一成,这个数字则是河南当局虚报而至。    河南的确在瞒报,蒋介石猜对了开头,但却猜错了结果。    于是,在灾情快速蔓延的同时,河南省政府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说,前一任务才是主要目的。他从洛阳出发,一路调查荥阳、郑县、新郑等六县征粮与灾情。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    张仲鲁更亲眼目睹方城城外的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成千上万的灾民开始逃离故土,远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得到不少传教士发来的消息,他在这一年10月26日发出的报道中称,“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他忘了加上第3个原因——“国民政府”,当灾难向着更为严峻的方向发展时,国民政府高层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策,更像是火上浇油。    用不了多久,白修德就会发现:这最后一根稻草是如何加上去的。  白修德经过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村接一个村的统计,发现40个受灾最严重的县仍然有800万百姓活着,他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如果新粮到五六月份还不能接上,那么还将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    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被正义感和良心所折磨的白修德决心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    “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白修德后来回忆说,“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四处求见国民政府的高官。国防部长何应钦坦率地告诉他:要么是白修德在撒谎,要么是别人对白修德在撒谎。司法部长谢冠生则告诉他,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花了5天时间,白修德最终通过宋庆龄得以见到中国的最高统帅。    一张狗吃死尸的照片,最终令蒋介石行动起来。    1943年4月11日,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这位国民政府的掌舵者终于承认了河南灾荒存在的现实。他本应做更多事情来挽回一切,但这一天他暴露出自己的虚弱和无力,他祈求上帝来救他于危难之中。只是,这个国家留给他做试验的时日无多。    促使国民政府最终行动起来的因素,除了真实的灾情,恐怕还有顾虑国际影响,更实在的则是害怕影响即将开始的美国援助。但是当一个国家最终的决策者,要通过西方记者依靠私人关系突破重重障碍,才会重新判断灾情,做出救援举措的时候,实际上则宣布了政府行政体系的失败。没有可靠的情报系统,没有负责任的行政官员,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决策系统——这一切的责任最终需要蒋介石来买单。    运送粮食的火车终于加快了速度,但是蒋所掌控下的国度却要冲出轨道了。
  • 1942年河南大饥荒,灾情到底有多严重?

  • 问题补充:
  • 1942年河南灾荒真相:死亡500万人委员长不相信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今年87岁,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他眼睛湿润、声音颤抖:“太惨了,太惨了” 刘春发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1942年夏天开始,天一直没有下雨,庄稼绝收,村民断粮,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他家就有3位亲人饿死。 91岁高龄的景爱云是郑州市南郊黄岗寺村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黄岗寺村饿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两个堂妹都饿死了。 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时值战乱,河南省政府几度迁移,这个时期的档案留存非常少。不过,仅存的这些档案,还是真实地记录了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时的情况。 这场大灾难至今少为人知,仅隐约存现于当时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后来少量的文学作品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历时数月,走访河南、陕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阅档案,寻访亲历者,探寻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 “500万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 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证实,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 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 关于这场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种说法是“500万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样,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笔下,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也是“500万人”。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在报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万人中,我们估计有 300 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 500 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500万人”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地估计,有 500 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除了饿死的500万人,还有300万灾民背井离乡,外出逃难。他们拖家带口,一路讨饭,向西面和南面的国统区、边区艰难逃亡。 甚至吃“石头面” 今年87岁的郑州人刘春发回忆,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刘春发说,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 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他们村当时有200多口人,饿死了几十口。刘春发家共有7口人,其中奶奶、父亲和妹妹3人都饿死了。 当时,政府不仅没有救灾发粮,还向老百姓征粮,不交就打人、吓唬,逼得老百姓纷纷逃离。因为河南北面和东面已经沦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当时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陇海线洛阳以东的铁轨已经拆毁,老百姓只有步行到洛阳,然后扒火车向西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宝鸡的,最远有跑到新疆的。刘春发因为有老有少走不开,留在了老家。 91岁的景爱云娘家是郑州黄岗寺村的,她回忆说,当时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村民们被杀、饿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难。她娘也逃出去了,结果饿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两个女儿都饿死了。 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寻村黄窑旱灾最为严重的几年。那时候,家里没有吃的,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 “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赵士友的家乡,经常有逃荒的灾民路过,郑州人最多,开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沟一带的人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携家带口的逃荒者上门讨饭,“这个走,那个来,我们也没啥给他们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还没啥吃的”。 赵士友回忆,当时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里的破庙和空窑里,有饿死在村里的,有大老远背着家具来卖的,“还有卖孩子的”。 商丘虞城人万翠兰,今年87岁,她向本刊记者回忆,她娘家是虞城曹余庄的,因处于低洼地带,四周常年积水,旱情没有郑州那边严重,但还是有很多土地干裂、庄稼旱死。 她记得后来的蝗灾比较严重:蝗虫飞来时一大片,遮住了太阳,庄稼很快变成一片光杆。遇到墙壁,蝗虫能爬满墙。为了治蝗,老百姓都在地里挖沟,把打死的蝗虫就地掩埋。 勇于披露灾情的媒体 由于时隔久远,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亲历者,已经无法完整回忆起70年前那场大灾荒的详细情节。 而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则真实记录下了当年灾荒的惨绝景象。 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 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认为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们脸部浮肿,鼻孔与眼角发黑。而在连“霉花”也没得吃的叶县,灾民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河南灾区,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饿得都睁不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1943年4月6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 爱尔兰因为马铃暑引发的大饥荒是怎么回事?

  • 问题补充:
  • 19世纪中叶,爱尔兰发生大饥荒(Great Starvation )。1845?1850年间,爱尔兰的土豆染上某种不知名的疫病,大面积死亡,引发大饥荒。土豆危机爆发之 后,超过100万爱尔兰人在饥荒中死去,还有数百万人不得不外出逃荒。大量爱 尔兰人为生存下去被迫迁往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由此引发的文化和 经济上的损失难以估计。
  • 求《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

  • 问题补充:伊格尔顿的作品,翻译的
  • 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在《国外文学》1997年第三期
  • 饥荒大肉汤怎么做 几种食物的做法分享

  • 问题补充:饥荒大肉汤怎么做 几种食物的做法分享
  • 饥荒游戏中的大肉汤怎么做大家知道吗?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饥荒大肉汤以及一些常见食物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问:《饥荒》大肉汤怎么做? 答:炖肉汤:大肉 大肉 小肉 小肉 其他几种食物做法: 培根蛋: 蛋 蛋 小肉 大肉 高鸟蛋 小肉 小肉 小肉 蝴蝶玛芬: 翅膀 萝卜 树枝 树枝 火龙馅饼: 火龙果 树枝 树枝 树枝 果酱: 浆果 浆果 浆果 浆果 三明治:蛙腿 萝卜 浆果 浆果 综合水果饮:任意两水果 + 浆果 浆果 蜜汁火腿:蜂蜜 大肉 大肉 浆果 蜜汁肉排:蜂蜜 小肉 浆果 浆果 肉串:小肉 树枝 浆果 浆果(如果失败就 小肉 树枝 浆果 萝卜) 曼陀罗汤(风茄汤):曼陀罗 树枝x3 肉丸子:小肉x4或者除了大肉以外的肉随便凑 (不要放怪物肉) 炖肉汤:大肉 大肉 小肉 小肉 怪物千层派:两怪物肉其他随便凑 水饺:蛋 小肉 萝卜 浆果 玉米炸饼:玉米 蜂蜜 树枝 树枝 (这东西貌似完全无用啊) 南瓜派:南瓜 蜂蜜 浆果 浆果 茄苏:茄子 蜂蜜 浆果 浆果 太妃糖:蜂蜜x3 树枝 火鸡肉大餐:鸡腿 小肉 萝卜 浆果 华夫饼:黄油 蛋 浆果 树枝 以上就是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饥荒食物做法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喜欢,更多游戏相关攻略,请继续关注饥荒游戏专区。
  • 河南人全是狗 为什么大家都要骂河南人!1942年,中国部队驻扎河南,抵御日本鬼子。正好那年河南大饥

  • 问题补充:河南人全是狗为什么大家都要骂河南人!1942年,中国部队驻扎河南,抵御日本鬼子。正好那年河南大饥荒,河南人就强行要拿部队的军粮。拿不成功就与日本鬼子串通,几百万河南人,残杀五万中国部队,河南人还想和日本人平分粮食,结果被日本人骗了。后来河南也沦陷了。大家会说为什么电视上为什么不报道?你觉得老毛不想借河南人铲除日本被骗之仇吗?所以将消息封锁。以免造成内乱。如今改革开放,为什么河南发展慢?这也是对他们河南的报复
  • 大多数人都是不傻子,你能骗人一次,坑人一次,久而久之别人就不喜欢和你打交道,别人不想和你有来往,所以就自己多害自己吧,你还真以为你们那些坑蒙拐骗,地痞无赖多怎么样了,一个地方乱,就越发展不起来,因为就是一个地狱。为什么群众不会去骂别的地域,你出了你那个地方言行举止,待人处事,都能反应很多现状,毕竟一方水土一方人,穷被欺压,想的不是奋发图强,而是坑蒙拐骗,这不是社会的错,是自己没知识没素质,你不能做好人,但是请你也别做坏人。
  • 为您推荐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