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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作用_新闻媒体的作用是什么

媒体的作用

媒体代理制,如何制定,并发挥激励作用

  • 问题补充:我在做一个媒体项目,想寻求代理商,请问关于代理制如何制定?怎样与代理商达成利益共同体,怎样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
  • 看到你的问题,也看见还没有人来人来帮助你,但自己无能为力帮助你,留个名支持一下你,祝好运!!
  • 如何发挥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的优势互补作用

  • 问题补充:如何发挥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的优势互补作用
  • 一、“新媒体”的利与弊  号称“新媒体”的网络传播有着其他传媒不可取代的诸多优点。它传播信息的无限量递增和信息接受方式的快捷简便是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它借助计算机、数字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形成自己的平台。它集文字、声音、图像、、数据等于一身,不受地域、数量和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它是贯穿全球的交互式网络,可以实现全球性覆盖,并且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尤其是网络趋向的互动性,使传者和受者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  同时,因特网的全球性、开放性和平等性,使网上的不良信息形成全方位的时空跨越,尤其敌对势力的反动宣传会对一个政党和国家的舆论导向直接构成威胁。互联网的平等、自由、广泛参与的特性,使一些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往往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信度大打折扣,这也给舆论导向的控制带来了困难。  但对于受众群体来说,网络的最大特点是人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对外交往,这种趋势的发展一方面将形成机器代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造成现代生活方式越来越先进而人却越来越封闭,人际交往、交流和沟通出现倒退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对网络的交流空间缺少有效的控制手段,为一些文化中不健康的因素以及低级趣味提供了滋生和繁衍的温床,致使思想道德和文化品位出现滑坡现象。  二、传统媒体优势尚存  传统媒体是指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体。对于广大受众来说,“早上听广播,白天看报纸,晚上看电视”仍是他们接触媒体的主导模式。而“新媒体”对受众远比传统媒体苛刻得多,它不但需要一定的计算机应用技能和网络知识,而且它需要高成本。  传统媒体,尤其是我国人民大众认知程度较高的传统媒体,在信誉、品牌、权威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未来的传统媒体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结构、机制和人员的调整而不是被新媒体所取代。  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可融合共同发展  在目前的环境下,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即使是商业性的新媒体,它的新闻信息来源也摆脱不了对传统媒体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形成的许多资源和优势对新媒体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和传统媒体结合,是新媒体的一条重要出路。原因很简单:第一,信息来源。尽管网上信息已到了多得让人目不暇接的程度,但绝大多数信息的第一来源仍是传统媒体,受众经常看到的网络新闻都是转载于某某报纸或其他传统媒体。第二,采编能力。传统媒体拥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记者队伍,对于新媒体来说,组建自己的新闻采集队伍,不仅存在着政策方面的障碍,还存在着无法承受的成本开支,更重要的是难以在短时间内见效。第三,新闻经验。早期的因特网为技术精英们所创建需要的是技术人才,而今,网络越来越把眼光转向了有新闻背景的人员,传统的新闻规律、新闻实践和新闻经验被因特网所接受和利用。传统媒体的采编经验、采编方法、采编手段等,一旦结合网络的特性,创造性地运用到网络上,必然会结出更加灿烂的奇葩。第四,大众的认知度。传统媒体,尤其是社会上和人民大众认知程度较高的媒体,在信誉、品牌、权威性等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而网络的内容现阶段仍存在可信度的问题。
  • 如何发挥媒体作用加强科技宣传工作

  • 问题补充:如何发挥媒体作用加强科技宣传工作
  • 新媒体改变了社会传播关系,对传统思想宣传工作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媒体环境下,加强思想宣传工作是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党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而“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基本途径。  新媒体对思想宣传工作提出的挑战  新媒体增加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的难度。一方面新媒体使人们的思想交流呈现全球化、网络化、社会化趋势,这极大拓展了意识形态影响的空间,多元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挤占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信息发布、传播能力大大提升,各种思想和观点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呈现多样性、分散性特征,选择性的增加给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带来困难。  新媒体弱化了传统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新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单向、点对面的传播方式,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弥漫状、以互动为重要特征的传播方式。这种改变使传统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受到极大影响:一方面,传统自上而下单向传播方式构成的舆论场与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重叠度降低,使得传统宣传思想工作对民众影响的覆盖范围缩小,思想宣传工作以往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另一方面,“互动”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人们更愿意接受“互动”参与式的思想交流,而单向灌输方式的传统思想宣传工作方式越来越难以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  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环境特点  新媒体的便捷性、易获性和黏合性优势,使思想宣传工作的环境发生了重要改变,这种改变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新媒体方便和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渠道:一方面智能手机的发展和“微信息”的流行,使人们能够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缝隙中利用零散时间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习惯于利用等车、乘车、用餐、甚至步行等时间进行“快餐式”阅读(或观看);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易获性和强有力的搜索功能及链接功能,使人们越来越趋向于通过新媒体方式获得和获取信息,这使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在民间(尤其年轻人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而新媒体信息传播特有的“推送”方式,更加剧了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程度,因为“推送”是传播者主动将新闻、信息等推送到受众手机或电脑上,而不需要受众自己动手去查找,但传统媒体(例如纸质报纸、电视新闻等)没有这种主动“推送”的功能。  新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媒体在一点扩散之后,会迅速转变为多点扩散的方式,而传统媒体则是以一点为中心传播扩散。由于新媒体能够满足人们固有的表达参与欲望,同时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转播功能,这使得人们在接受到信息后,会迅速成为积极的信息转播者,通过微信群、微博群、QQ群、博客等多种渠道对信息进行二次或者多次的转播,而收到这些二次转播信息的受众又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转播,如此往复。新媒体的这种传播特点,相当于动员起了所有受众的力量共同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使信息传播呈现核裂变扩散趋势。而传统媒体一次传播后,受众难以进行二次转播(如:民众很难对报纸、广播、电视等进行二次传播),所以其传播力度和广泛性远远低于新媒体。  新媒体重构了人际交流关系。新媒体具有显著的用户吸引力和黏合性优势,能够将人们聚集黏合在一个个小众人际交流圈中,而这些小众人际交流圈是相互交叠、相互影响的,可以瞬间对某一问题构成大众的讨论。圈子在交流中会不断扩展(也会缩减),并繁衍或者分裂出新的人际交流圈。新媒体的这种吸引力和黏合性优势,来自于新媒体用户之间的“互动”。人们之所以忠诚地留在一个人际交流圈中或者加入一个新的人交流际圈,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满足其表达被关注的需求。例如:人们愿意聚集在论坛、微博群、微信群、QQ群中,除了可以发表个人观点和分享他人观点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言论或观点能够获得他人的评论或转播(“互动”)。由此可见“互动”构成了新媒体传播功能外的另一个功能,即: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新媒体的这种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重构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流关系,传统以“单位”和“家庭”为基础的人际交流关系正在被新媒体重构的人际交流关系弱化。  “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基本途径  针对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和新环境,传统思想宣传工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方式。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以“互动”为途径。  “互动”是提高思想宣传工作有效性的基本途径。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人们的聚集和交流,都是以参与“互动”为基础的。因此要提高新媒体环境下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必须转变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方式,而以广泛深入到社会人际交流圈中与民众开展“互动”为途径。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仅仅依靠宣传部门和传统媒体是不够的。一方面,宣传部门人员有限,无法全面覆盖和渗透到弥漫状分布的社会人际交流圈中与民众互动;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即便是采用了新媒体传播的方式和手段,但如不能广泛深入地与社会人际交流圈中的民众形成“互动”,也难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动员基层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积极参与到思想宣传工作中来,成为社会人际交流圈中的一员,这样才能实现与民众的广泛“互动”,才能有效地宣传民众、动员民众。  “互动”才能增加和民间“舆论场”的重叠度。新媒体环境下影响思想宣传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与传统媒体构成的“舆论场”重叠度低。而和民间“舆论场”重叠度低的重要原因,一是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二是和民间参与对方“舆论场”的讨论存在制约和障碍。通过新媒体(如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构建“互动”平台可融合和民间的“舆论场”,以此提高和民间“舆论场”的重叠度,从而增强思想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和有效性。一方面“互动”平台可为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提供渠道,吸收民间意见和建议,泄放民间舆论强度,同时为民众提供参与“舆论场”讨论的条件和途径;另一方面和民间的“互动”平台,可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党政机构和党员干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通过与民众交流对话,深入到民间“舆论场”的讨论中,从而引导舆论,并将思想宣传工作融汇于回应和服务于民众诉求之中。尽管目前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发展迅速,但其中很多与民众的“互动”非常不够,这一点可从政务微信、微博转播和评论的数量得到证明。  “互动”的根本性在于了解民众诉求与满足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把服务民众同教育引导民众结合起来。因此,“互动”并不意味着仅仅通过新媒体手段与民众进行“互动”,也不意味着仅仅与民众进行信息互动,而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互动”。“互动”的根本性在于了解民众诉求与满足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是民众参与决策调整之间的“互动”;是宣传与服务之间的“互动”。  “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工作的基本途径。只有深入到每个社会交流关系圈中与民众构成普遍的“互动”,思想宣传工作才能取得成效。这就需要动员全体党员干部都积极地参与到与民众的“互动”中来,同时建立制度予以支撑和保障。
  • 媒体大肆报道“最萌年龄差”难道不会对社会风向起一定误导作用吗? …

  • 问题补充:媒体大肆报道“最萌年龄差”难道不会对社会风向起一定误导作用吗?最萌年龄差】张翰84年的,郑爽91年的,他大三的时候,她才初二;刘恺威74年的,杨幂86年的,他大三的时候,她才小学一年级;吴奇隆70年的,刘诗诗87年的,他大三的时候,她还没上幼儿园。年轻人,你着什么急呢?媒体这种大肆传播,真的好么?正常人有多少会选择这样的婚姻呢?是否是为一部分傍大款,娶新欢的人提供一个理由呢?
  • 这也是一种现代人的普遍想法。因为现在婚姻成本上升的很严重,买房,买车,婚后生孩子的各种费用,很多年轻男性在30岁以前无法承受婚姻所带来的负担,所以越来越多的适龄女性选择岁数更大一些的男性作为结婚对象,因为岁数大一些的男性,在经济能力的上会略强于刚进入社会闯荡没几年的年轻人,所以这种年龄差越来越大的现象也在逐渐被人们接受并鼓励。
  • 网络媒体对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与负面影响

  • 问题补充:网络媒体对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与负面影响
  • 当今社会以网络为代表的媒体为广大人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机制。网络公民作为社会的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正纳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进程之中,网络舆论监督作为新型的舆论监督模式,对中国走法治建设之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同样会给法治建设带来消极的影响。 一方面网络舆论对揭露司法腐败、宣传法治、促进司法改革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另一方面,舆论审判对司法活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 新媒体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契合(一)新媒体传播司法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新媒体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和内容 个性化的特点,并且可以集文字、声音和图像于一体,在司 法信息传播上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 无论是还未经审判的与法律相关的社会热点,还是诉 诸法律的案件信息,借助新媒体的传播,都会几乎在一夜之 间传递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 9%。W人们通过微信、微博、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在任何地点 和任何场合都可以迅速便捷地了解到司法信息,参与讨论。 在网络反腐的过程中,一张艳照,一段文字、一段不雅 可以迅速“发酵”成一个舆论场,可谓是“微博一转、围观千 万。”由此可见,新媒体迅速、广泛地传播司法信息,为公民 营造了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 体现了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二)新媒体激发公民参政意识,协助司法机关工作 参政议政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是由于日渐加快的 生活节奏,公民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旁听案件审判 的过程,监督司法机关的审理,主动向相关部分反映自己的 意见。新媒体的普及,为公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契机,公民 可以通过互联网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公共话题的讨论中。这 种方式简单便捷、成本低、隐蔽性强,因而受到广大公民的 青睐。网络反腐的迅速发展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据社科 院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0—2012 年,反腐案件首次曝光于新媒体的合计156件,是传统媒体 的2倍。不论是从相对数还是从绝对数上讲,新媒体都是 最为主要的反腐倡廉事件的首次曝光媒介类型。 新媒体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平台,同时也搭建起公 民与司法机关之间交流的桥梁。公民的提供的线索、信息、 意见和建议,为司法机关办案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这样的 情况在网络反腐案件中屡见不鲜,网络反腐案件往往从公 民在网络上曝光的线索开始,进而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进 入司法程序,最后将贪腐官员绳之以法。从因“天价烟”、 “天价表”而落马的周久耕、杨达才,到因“艳照”而落马 的雷政富,再到因多处房产被曝光而被调查的“房叔”、“房 姐”,这些网络反腐的案件的侦破,都得益于网友的帮助。 可见,公众运用新媒体,不仅保障了自己参政议政的权利, 而且有效地协助了司法机关办案,推进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新媒体监督司法进程,维护司法公正和效率 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保罗 拉扎斯菲尔德曾指出:“传 播具有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媒体通过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 共道德的行为公诸于世能够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将违反 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从而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 的作用。”在西方,人们更是将大众媒体的地位比喻成“第 四种权利”,即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 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如今,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更加稳固了大众媒体在社会生活 中的重要作用,在监督司法进程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上所述,人们利用新媒体更便捷地了解案情,参与讨 论,司法案情得以更大范围的公开。公开是司法的核心,也 是司法公正的有力保证。在公民广泛的监督下,司法进程 的每一步都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不仅有利于防止司法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也同时加强了各级司法机关 对案件的重视程度,有利于提高办案的效率。近几年来,公 民之所以青睐于网络反腐,就是因为相比传统的信访,网络举报具有绝对的优势。网络举报,往往能构成较大的舆论 压力,从而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一些长期没有处理的案 会迅速得到回应。无论是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 政富在其不雅曝光后63小时被免职并立案调查,还是 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因“离婚承诺书”被曝光后, 在12小时后被立案调查,都体现出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强大 力量。与此同时,新媒体整合了来自于不同参与者的大量的、 多元的信息,相比于传统媒体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公共权 力的限制,具有更大程度上的自由,从而使新媒体对司法的 监督更有深度,充分践行了法治的核心价值——“权力制 (四)新媒体加强法制宣传,培养公民法律信仰新媒体报道司法活动,让社会公众知晓真实案情,有利 于扩大司法审判的震慑力和法制宣传的效果。在反腐案件 中,通过网络公开腐败案例具有强烈的警示震慑作用。如 中央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的处理以及国家发改委原 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涉嫌受贿犯罪被依法 逮捕,这些重大案件在网络上迅速地传播开来,引起了公众 广泛地关注和重视,同时也对公众的法律观念有着深远的 影响。 司法机关进行公正审判,再借助于新媒体迅速而广泛 地报道,可以让公民在生活中处处感受到法律的严肃性和 公正性。长此以往,将会逐渐培养起公民对于法律虔诚的 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个国家 的公民如果有着普遍的法律信仰,法律至上的观念就会自 然而然地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公民对法律规范产生由衷的 信仰和认可,并自发地以此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 既维持了社会的秩序,也保障了主体的自由,法治也自然会 在这样的国家中得以实现。 媒体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冲突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为我国法治建设贡献力量的同时, 由于其准入门槛低、监督机制尚待健全等原因,新媒体也为 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一)新媒体传播内容失真,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媒体报道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客观真实,但是与传统媒 体不同,新媒体的传播主体更加多样化、更加广泛,并且尚 未形成成熟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在报道一些法律相关的事 件中,一些新媒体的传播主体为了提高自身的点击率、影响 力或者为了宣泄情绪,往往会可以对事件进行渲染,导致报 道失真,更有甚者借机恶意炒作进行人身攻击,危害到公民 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这样的情况在网络反腐的 中,也较为普遍。近几年来,网络反腐确实收效颇丰,协助 司法机关严厉查处了一些官员腐败的违法行为。但值得注 意的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散播谣言、恶意诽谤或打击 报复的举报行为,严重损害了被举报者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如2012年有网帖爆料称广州城建系统退休干部李芸卿拥有 24套房产,是名副其实的“房婶”。后来经查实,李芸卿非 党员非干部,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其6套房产也都是 合法所得。在这一事件中,房屋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 这一网民的举报显然属于侵犯个人隐私权和名誉权,不仅 给李芸卿的生活带来了不必要的烦恼,也为相关部门增加 了工作负担。因此,新媒体传播信息真实性差的问题亟待 解决,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起相应的监督机制,从而 保障新媒体的可持续发展,保障我国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二)新媒体传播内容低俗化,消解司法的严肃性 互联网是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互联网 上的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互联网隐匿性特点直接造 成一些人将互联网视为宣泄现实生活压抑的情绪的重要平 台,他们卸下了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责任,随意地将强烈的 个人情感色彩和非理性因素带入微博、博客、网络论坛等新 媒体中,肆意散布不当和不实言论。如在网络反腐的过程 中,一些网友往往情绪激动、言语暴力,采取晒艳照、不雅视 频j亮房产、亮小三……等方式开展举报活动。这种证据一 经曝光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传播到公民生活的每个角 落,这种“蝴蝶效应”产生的爆炸式的扩张方式使得传播的 范围和效果难以预料,很容易最终导致非理性的舆论结果。 这种检举过程的娱乐化、低俗化,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的风 气,侵害被举报者的隐私权和名誉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模 糊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消解司法的严肃性,进而阻碍了我 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三)“媒体审判”先于司法审判,干扰司法进程 当前,公民的司法意识逐渐觉醒,愈加迫切地期待司法 的公正。公民通过新媒体积极参与相关案件的讨论,舆论 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公众的舆论往往承载着较多的道德 意识和社会正义感,公民们对于司法的期待往往是“应然” 的,一旦司法机关对于案件的判决不同于舆论的整体导向, 社会各界就会纷纷批评,指责司法不公。对于司法机关形 成强大的压力,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媒体审判”。这种“媒体 审判”可能影响司法的公正,公众所关注的是案件的实体正 义,但是司法过程也要关注程序正义,不能因为舆论对于被 告一方的主观情绪或者道德审判,就忽视客观证据和司法 程序。当前很多网络反腐案件中,网友所曝光的证据还没 有被相关部门证实的时候,舆论已经开始进行审判,给该官 员扣上“贪官”等罪名,并且产生了广泛地舆论影响。这就 给司法机关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一旦案件最终结果是涉 案官员的罪行不成立或者罪行较轻,必然会导致舆论对于 司法机关的误解,产生“官官相护”等舆论导向。在这种情 况下,“媒体审判”就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独立,司法机关在进 行审判时是应该保持中立,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以法律为 唯一的准绳,才能真正地达到公平正义。 不仅如此,在网络反腐中,在“媒体审判”的过程中,网 友往往过早地曝光相关证据,这无疑给不法分子提供了线 索,腾出了时间,他们可以通过毁灭证据、转移资产、恶意串 通等形式干扰正常的案件调查,导致反腐工作错过最佳时 机,而且举报人还有可能会承担“恶意诽谤”的罪名。可见, “媒体审判”先于“司法审判”往往会干扰司法进程,有悖于 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媒体为我国法治建设既提供了契机,也提 出了挑战。
  • 人文主义关怀在媒体中的作用

  • 问题补充:希望能详细说明!谢谢!
  • 自2003年以来,随着SARS、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的不断发生,人们开始呼吁知情权。在灾难新闻中,我国媒体的反应越来越快,对事件的报道越来越透明,一改过去几十年里,由于体制和观念的原因,对灾难封锁消息,不报、瞒报,或只报救灾不报灾情的做法,体现出新时期我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观念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体现出政策的更加开放和社会的进步。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体以及广大新闻从业人员在对灾难报道中,把公众的生命安危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把报道灾难的真相作为首要的责任。对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成功的一次灾难报道,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达到空前的高度,整个过程凸显新闻媒体的重要地位,即:在信息化时代的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对于人们第一时间全面真实地了解灾情,对于迅速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赈灾,对于科学高效地实施救灾工作等,均发挥着极其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灾难报道是中国传媒业一个新的领域,新闻媒体在实践操作中仍然处于陌生的摸索阶段,没有形成成熟的应急体系和指导方针,也没有太多的经验积累。社会气候虽然形成,但媒体从业人员在进行灾难报道时,经常会出现违反灾难报道中一些科学规律、伦理道德的现象。比如只考虑新闻价值,而忽视了受灾民众的安全或感受,只重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不讲沟通技巧,在采访中使受害人或家属遭受到二次伤害。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新闻媒体在灾难事件报道中如何更好地把挖掘新闻价值与人文主义关怀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者说,新闻媒体怎样在灾难报道中做到以人为本,怎样更好地体现人文主义关怀。 那么,何为人文主义关怀?人文主义强调人的本性和价值,主张恢复人的尊严,尊重人,重视人,以人为中心,努力关注人格的积极方面,注重研究人类的精神生活。而在灾难新闻报道中,笔者认为,人文主义关怀多指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社会公正与平等,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和尊严,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切实关心、关怀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心理需求。 因此,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不仅要如实、客观地反映灾情,更要心系灾民,从灾民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们,关怀他们,而不是不合时宜地采访,这正是最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的体现。 笔者理解,在灾难事件中,最需要关心和帮助,最需要人文主义关怀的“人”自然是灾民,包括遇难者、幸存者、家属等。新闻媒体对他们的人文主义关怀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灾难发生时,对他们的生命及生存状态的关注;二是灾难发生后,对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三是对灾难背后一些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的跟踪报道和探究。本文将在下面的内容中,就上述三点分别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灾难发生时对灾民生命及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 在灾难发生时,人文主义关怀体现于对灾区和灾民生命及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灾难亲历者生命和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人”最基本的人文关怀。在灾难事件中,新闻媒体对灾难亲历者的这种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闻媒体应做到充分尊重受众的知情权,对灾难事件有一个全面、客观、及时、准确的描述。因为在灾难突发的时刻,即使各相关部门已做到迅速反应,也会有一段时间差,也会有考虑不周、照顾不到的方面,现场的情况可能相当的混乱。对于进驻灾难现场的新闻工作者来说,首要任务就是对现场做一个客观地描述。这不仅满足了受灾群众的知情权,使他们了解到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而且也给救援人员提供了现场情况的信息,以便于援救工作快速部署,为受灾群众的救援争取到了更多时间。 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在进行灾难现场报道的同时,应考虑到受灾群众的安全和心理感受,做好一个“旁观者”。这里的“旁观者”不是指冷漠的、诸事静观其变的旁观者,而是为保证救援的顺利进行,与灾民保持一定安全距离的“旁观者”,通过“旁观者”的眼睛、嘴巴和镜头,让全国广大电视观众乃至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都可以听到和看到灾难现场所发生的一切,真实地感受到和了解到灾民的生存状态,而不是无意间妨碍了救援。例如,2008年5月17日晚,汶川地震现场当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记者摄像机的强光对准了幸存者的眼睛,一名救援队员对着镜头怒吼了一声,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幸存者失明。这说明了记者在拍摄对幸存者救助的过程中,没有为其生存状态更多的考虑,或缺乏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反映出新闻记者队伍中的个别人在灾难事件中人文主义关怀的缺失。 二、灾难发生后对灾民心理和精神状态的人文关怀 灾难发生时,新闻工作者应属于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现场的一类人群。记者本身承担的任务是真实地记录和传播灾难新闻,但在灾难报道的过程中,他们也将成为幸存者的有力支柱,尽己所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施救,或是缓解一些灾民心中无法释怀的压力,所以他们能给予幸存者或其家属最直接的人文主义关怀。相对来说,如果记者在采访中处理不当,给受灾群众带来的伤害也是最直接的。除类似上述事例中对灾民生存救援上的伤害外,受灾群众的精神状态也同样不容忽视。也许无意间的一句访问就会使灾民的情绪雪上加霜。因为,心理上的创伤和阴影会给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甚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在此,新闻媒体所能体现的人文主义关怀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需要新闻媒体不仅要注意沟通技巧,避免不必要的再次伤害,还要对受灾群众的心理状态有一个长远的关注。 刚刚经历了灾难的灾民,他们的心理世界都充满了不安、焦虑、恐惧、悲痛等负面情绪。记者在进行现场报道时,免不了要采访到受灾群众。灾民的心态各不相同。有的愿意向记者倾诉,以缓解心中的紧张情绪和压力;而在灾难中受伤或丧失亲人的灾民,却不愿意向记者讲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再次回忆灾难时的情景,无疑是一种心灵上的折磨。因此,一线记者在报道灾难事件、采访灾难亲历者时,需要格外关注或照顾灾民不稳定的情绪,尊重灾民提出的要求,不然,会对灾民造成二次伤害,同时也会对记者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二次伤害是指在灾难事件中,由于方式、方法处理不得当,而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或影响。如,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各路记者不顾及受灾群众失去亲人、丧失家园的切身体会,在采访中,让幸存者或其家属不断回忆痛苦经历,讲述自己失去亲人的感受,并予以直播或报道,致使他们的精神、心理受到多次伤害。[①] 以5·12汶川大地震报道中的一些反面教材为例:“敬礼娃娃”郎铮的照片一经播出后,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顿时成了媒体争相报道及采访的对象。记者纷至沓来,反复让他讲述敬礼的原由,给小郎铮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这个原本开朗乐观的孩子在医院治疗期间出现了心理障碍,总会想起房子垮塌时的情景,情绪波动,常常感到恐惧、紧张,不愿说话,不愿接触陌生人。再如,映秀镇的小学生,唱着歌等待救援,由于手臂骨折,被紧急转运至成都医院。得知这一消息的媒体赶去医院采访,孩子在一遍遍讲述、回忆当时的情景时,终于情绪失控,惊恐的大喊大叫,拒绝所有人接近。学生家长和医生不得不加以阻拦,并恳求记者:“放过这些孩子吧”。这是对新闻伦理的强烈呼唤,也是对新闻记者的警示。 此外,另一种伤害是在对受害者进行采访时,所造成的侵权行为。例如,在采访中,得知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学校及工作单位等,在未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公诸于众;某些遭遇灾难的当事人,受伤致残的部位比较敏感,场面过于血腥,受害者面对灾难表情惊恐面部扭曲,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等,这些场面受害群众不愿被记者拍摄到,或被播出。如果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将这些画面传播,那么这些行为都应归为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而且足以说明个别媒体和记者,在灾难新闻报道中,不尊重灾民的感受和要求,为了满足受众的欲望,不惜代价追求收视率,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受灾群众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文主义关怀的缺乏和漠视。 记者的本职工作是挖掘新闻,那么在灾难报道中,对灾民经历的挖掘又有悖于新闻职业道德,看似矛盾,其实两者并不相冲突。只要把握好“度”,时刻站在受灾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可以避免记者人为伤害和刺激的产生。 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总体成功,但有人文主义关怀缺失的瑕疵。人们注意到,不久前发生的王家岭矿难事件,媒体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记者们不纠缠营救人员,不把镜头对准伤者的面部或遇难者,也不在头三天里采访病床上的伤员,而是一直在关注和直播对遇险矿工的组织营救进展情况,真实披露矿难事件带来的死伤者人数、事故具体情况及原因、财产损失、被营救出的人员状况等信息,这就是即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又体现了报道中的人性化和人文关怀,也是对死伤者及其家属的尊重。 在采访时,记者自身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将各种伤害、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这种伤害包括对灾区群众身体和心理的伤害。比如,上文提到的,强光照射幸存者眼睛类似行为,应尽可能避免。关于会造成受灾群众心理负担的访问,涉及其隐私内容或画面的镜头,应理智、冷静地删节或处理,这也是对他们名誉上的保护。二是,在记者采访中,不应再给其他人员如救援人员等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如,在进入堰塞湖地区的采访,记者如果再继续进入,不仅会占用一名警力保护她/他,而且记者在救援队伍里也会消耗粮食和饮用水,所以记者选择放弃前行。笔者认为,这样的选择正是体现了记者理性的思考及对大局的考虑。 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受灾群众时,应结合心理学相关常识,稳定采访对象情绪,运用沟通技巧进行采访。此时,新闻工作者不仅仅担负着报道的任务,更承担着心理医生的角色,具备应有的驾驭失控情绪的能力,承担和履行进行人文主义关怀的责任和义务。这种心理关怀,应该是一种长远的、持续的关怀。在一次纪念9·11事件5周年的栏目中,在事先告知遇难者家属的前提下,尽管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其家属仍在采访中痛哭。就更不用说,在灾难发生的当时当刻,那种“咄咄逼人”的采访方式了。因此,记者首先应尽量延迟自己挖掘受灾群众心理感受的欲望,决不能不合时宜地将受灾群众的恐惧、失落心理,赤裸裸地刻画出来。调整好记者自己的心态,才能更好地稳定他人的情绪,保证日后的采访顺利进行。由此可见,记者具备一些简单的心理常识,是非常必要的。 在灾难发生后,人文主义关怀体现于对受灾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进行持续关注。大量证据和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显示,经历过灾难后幸存下来的灾民,精神上不同程度的遭受到创伤。在灾难刚发生时,他们或由于惊吓过度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相信不接受所发生的一切,或因急于救人,没有时间体会痛哭。灾难发生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开始真正面对痛苦的现实:残疾而失去了谋生的能力,以后怎么生活?家庭支离破碎,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震后汶川进入重建过程中,不时听到有幸存者因过度悲痛、自责、绝望而精神崩溃,最终选择自杀的令人心痛的消息。 当各路救援大军结束救援工作而全部撤离,当新闻媒体不再密集报道,当社会上人们的关注点渐渐转移开去,尽管有政府政策和财力的支持,但医治身体创伤、重建破碎家园,就成了受灾群众需要长期面对的艰巨使命。面对满目疮痍,面对亲人的遗容,面对成为残疾的事实,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在哪里?这个时候,是否能够得到持续的人文关怀,就变得至关重要。 以汶川地震为例,凤凰卫视杨锦麟先生曾对震后的汶川进行过一次深度采访。他讲述了地震亲历者有严重心理压力的两个例证。一是一对夫妇反目成仇,因为男人在地震发生时,本想去救自己的儿子,忽听到邻家男孩的呼救,他没有犹豫,奋力救起邻家男孩儿,等他再去救自己儿子时,为时已晚。为此,妻子整天无休止地责怪他,他自己也痛苦不堪,直至俩人始终无法相互面对。二是一个当地干部自杀身亡,因地震发生时,他牢记自己的职责,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抢救自己的家人,而是挺身而出积极参与当地群众自救,事后得知自己的亲人已遇难,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愧疚与痛苦之中,久久无法自拔,最终选择了自杀。[②]类似的事件不是一件两件,它反应出一个基本事实,受到巨大灾难打击的灾民,他们精神创伤的严重程度往往超过肉体的创伤,这种精神上的创伤甚至能够伴随他们终生,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彻底颠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为避免大灾过后,由于无法承受巨大心理压力而引发新的悲剧,必须对受灾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进行持续关注,而在这方面,新闻媒体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新闻媒体在灾后对受灾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生存环境及日常生活情况进行持续报道,将引发全社会对灾区民众的持续关注,争取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提供心理帮扶的服务。受灾民众在漫长的心理伤痛恢复期以及重振经济、重建家园过程中,仍然需要心灵的慰藉,需要精神上的陪伴和依靠,需要全社会的呵护和鼓励,让他们看到他们不是独自在苦撑,他们拥有全社会的大力支援,让他们感受到苦难终将过去,前景充满希望。 三、对灾难背后一些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的探究 人文主义关怀还体现在对灾难背后一些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的探究和解决。灾难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暴露很多问题,如汶川大地震引发的豆腐渣工程、房屋质量问题的讨论;与9·11事件连带的保险及法律赔偿诉讼等问题;矿难背后的经营管理不善等。天灾虽有难以预测和不可避免性,但是灾难背后是否有人为因素,以及天灾过后,是否会诱发其他问题等,都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 新闻媒体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内,对上述问题进行跟踪采访,了解和探究灾难发生的原因,寻求预防方法,跟踪受灾民众的相关维权事宜,以及追踪报道救灾捐款的审计工作等,都是体现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关怀和尊重,体现对受灾民众的人文主义关怀。 仍以山西王家岭矿难为例,当现场一切营救工作宣告结束,当人们为政府的领导有力、反应快速、组织有效、措施得当、营救成功而甚感欣慰时,新闻媒体的关注点已及时转移到了对事故性质的调查定性、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对事故责任者的追究、以及对遇难和受伤人员的赔偿问题上。这些后续事宜,不仅对预防灾难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抚慰受灾民众的心灵更是必不可少的,体现了对死者和生还者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尊重,维护他们的权益,还他们一个公道,给社会一个交代。这样做,对他们本人及其家人都是最起码的精神上的安慰和补偿,可以有效地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避免产生新闻轰动过后即被社会遗忘的负面感觉。 再比如汶川大地震,由于灾情空前严重,灾区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灾区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强有力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社会捐款数额巨大,必须有严密的控制措施和严格的审计程序,保证捐款不被挪用、不被贪污,百分之百地用在救灾和灾后重建上。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此类事务,加强捐款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不仅有利于防止腐败、维护灾民利益、保护民众赈灾热情、增强社会信心,更是对灾区民众最好的人文关怀。 共赴灾难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也都有自己的权力,都需要给予关注和关怀。只有我们举起人文关怀的大旗,才有可能让灾难性新闻报道更人性化,更真实,更充分,更有深度。在灾难新闻报道中,体现人性美能唤醒更多人的道德与良知,其建立的良性循环,对社会的进步也起着推动作用。相信我国新闻媒体的灾难报道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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