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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金融五大关键词揭晓

2018年是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这一年,全球经济虽然维持复苏态势,但分化明显,主要经济体增速接近触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则出现金融动荡;这一年,中国经济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

2018年是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这一年,全球经济虽然维持复苏态势,但分化明显,主要经济体增速接近触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则出现金融动荡;这一年,中国经济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而是在内部“攻坚战”和外部“贸易摩擦”的叠加中踏上改革的新征程;这一年,金融市场过去多年未能下决心解决的政策限制,如外资机构持股比例、业务审批制等,都迎来了不同程度的“松绑”,被市场称为“金融扩大开放元年”;这一年,在中央“房住不炒”定位和因城施策、分类调控精神指导下,各地政策持续加码,年内累计各项调控政策超过400次,成为历史上房地产调控最密集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有对经济承压的担忧,但更多的是对转型和开放的憧憬。正值岁末年初,《理论周刊》盘点出2018年五大关键词,通过一年来本刊与专家学者的对话展示经济发展的动向。

2018年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稳”字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基调。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可以用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三个词概括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主要表现在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稳、国际收支稳;稳中有进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三大攻坚战有序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加速;稳中向好主要表现在结构在优化、效益在提升、环境改善和居民增收。总体而言,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并没有改变。但同时,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指国际经济环境的严峻。“贸易保护加剧全球产业链和贸易秩序重构,对全球经济产生‘滞胀’效果。”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虽然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经历了明显放缓,但是全球贸易依然维系在二战以来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贸易谈判秩序下。正是在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下,形成了以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以及照顾发展中国家实行特殊待遇为基本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全球贸易和产业链才得以进一步深化。
“然而,2018年特朗普政府崇尚的‘公平’‘对等’的贸易开放原则可能将根本上扭转多边自由化贸易趋势和动摇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诸建芳进一步表示,贸易摩擦的持续对全球经济将带来“滞胀”的效果,传导的渠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进口物价抬升,推升国内物价走高;二是通过中断或打乱全球供应链,导致价格成本抬升,抑制需求增长。
外部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目前进入了新常态,这将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转型阶段。谈及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永刚表示,从表现形式来看,主要有:受到企业去杠杆与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和地方债置换造成的银行资产收益率下降的综合影响,银行体系金融风险突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公共财政收不抵支,财政缺口不断增加,随着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政府偿付能力弱化,地方政府违约风险增加;中国外汇储备大量流出,人民币大幅贬值,汇率风险增加。
在这一轮变局中,中国需要如何抉择?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关键是加大改革和开放的力度,而非依赖刺激寻求捷径。在外部风险加大、国内信心受挫的背景下,更加积极地推动改革开放,减税让利。同时,增强政策的灵活性,把握好宏观去杠杆与监管的节奏和力度,积极推出扩大内需和财税改革等多项措施,逐渐化解金融风险点,稳定预期,才是增加中国经济韧劲的应对之法。

2018年,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以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公布“金融开放11条”为起点,一年来,“一行两会”接连发布了十余项相关政策通知,外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以及期货等行业的多项市场准入开放和业务范围扩大举措渐次落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邱兆祥表示,金融开放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小君也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经济生活中“脱实向虚”的风险苗头不容小觑,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开放强有力的支撑。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将有助于利用好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挖掘外资机构的特色金融服务,实现“以外促内”,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扩大金融开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意味着要采取更高标准,以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基础设施作为保障。邱兆祥认为,金融基础设施与对外开放程度相匹配,是确保金融对外开放惠及全球、推动国内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一是构建与金融开放程度相匹配的国际化监管体系,继续强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二是全面梳理现行金融监管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建立和完善金融法律体系,确保金融交易合同的履行。三是引入国际评级体系,并逐步将国内评级体系和国际评级体系接轨,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开放,结局悬殊很大,有的国家利用金融开放,趁机扩张了本国金融的全球版图;而有些国家金融开放却带来了外源式的金融危机。因此,董小君建议,中国在开放的同时,要提高国家控制力,实现“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开放。她表示,探求本质,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存在着名义开放与实际开放的差别。他们在提高名义开放度的大背景之下,设置了种种限制,形成了“大门开放,小门不开放”的事实格局。基于西方国家对外开放的安全机制的设置,中国对外开放的理念与原则应该是:“最大限度对外资开放,最大限度减少外资进入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能放则放,不能放坚决不放,可以用国际惯例,建立内部安全审查制度,既不损害开放公平的投资环境,又有效贯彻维护国家安全,为经济安全设置“第二道安全锁”。

自2008年以来,金融市场多头监管的格局就被当成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多头监管容易出现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责与权限划分不清的问题,导致监管套利,从而变相地降低了监管标准。为此,各国监管改革的方向都要求加强监管协调,设立实体化、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构。2013年国务院批准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调整宏观审慎机构框架的第一步,而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更是顺应了国际趋势。2018年3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至此,中央层面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的监管新格局。
银保监会合并是着眼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弥补监管漏洞,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银行保险业务交叉比较严重,合并监管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工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周月秋表示,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分业监管的弊端愈发凸显,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2014年“国十条”后,保险业的资产配置范围不断延展,与银行之间的资金交流规模日益扩大,业务交叉严重。在混业经营趋势明显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分业监管已经无法满足金融发展形势的要求。同时,我国重要系统性金融机构比较多地分布在银行和保险业,混业经营下的监管缺失等问题容易滋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两者的合并监管符合防风险的政策导向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委办公室设立在了人民银行,此前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也划归人行。这实际上加强了人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表示,十年来,各国的金融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强化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这是货币当局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职责,其关注的范围和领域也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涵盖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将银监会和保监会现有的拟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使得央行集货币政策职能和宏观审慎职能为一身,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也会通过本轮改革逐渐清晰。今后央行除承担货币政策职能外,更多地担负起宏观审慎管理、系统重要性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法律法规体系及全口径统计分析和预警等工作。

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一现象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金融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企业自身发展不足、信用缺失导致的原因。但2018年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突然进一步恶化了。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占中国债市存量三分之一的信用债券频频爆出违约事件,与2014~2015年债务违约潮主体是国企、“一高两剩”行业不同,这轮违约主体多为民营上市公司,尤其是依靠股权质押、债券发行、非标滚动融资大幅扩张的企业。
“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新的监管举措,货币政策更趋理性,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彭兴韵看来,监管和货币政策的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使得企业的融资环境有所紧缩。但是,他强调,要说是金融监管加强给薄弱企业再融资造成了困难,未免言过其实。实际上,所有的违约,既是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变化的使然,但更多的是企业盲目扩张、过度举债和实际经营困难造成的。这是在金融回归本源、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的过程中,过去被掩盖的风险逐渐暴露和释放。
中央高度关注民企危机。从2018年9月开始,“一委一行两会”和相关领导就民企融资问题开会、表态十余次。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了三个“没有变”,给民企吃了一粒“定心丸”。其后,包括“三支箭”在内的政策组合相继出台。
政策措施的出台只是关心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步,关键在于抓落实。河北银行业协会秘书长沈国儒建议说,针对长期困扰民营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商业银行要注重从顶层设计抓起,在信贷政策制定上,优先考虑民营企业,优先考虑民营经济活跃地区,优先考虑遇到临时困难的企业客户;在业务对象管理上,要针对民营企业的特点与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设计推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合理的准入条件、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避免“一刀切”;在信贷审查把控上,加强尽职调查审查,注重企业第一还款来源的分析判断,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履约记录良好的优质民营企业,适当降低或免除抵质押担保;在业务运行操作上,力争流程优化,环节减少,效率提高,质量保证。
关于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途径,不少专家提出了现代金融科技这一手段。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就表示,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独特优势:一是金融科技手段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创建了基于社交、交易信息、企业主个人信息等风控模型,这完全有别于传统金融机构基于财务数据、抵押物和担保物的信用风险控制模型;二是金融科技手段构建的风控模型和贷款审批流程,特别适合“期限短、频率高、需求急、金额小”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风控模型和审批流程建立后,单笔贷款或融资服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他认为,下一阶段,大型金融机构或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为小微企业改造或重新打造“量身定制”的融资产品,同时充分发挥资金成本低、资金供应充足的优势,向民营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更加贴近小微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批发资金。

消费目前已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然而,进入201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回落,居高不下的房价、低迷的股市以及互联网理财的连续“爆雷”导致居民消费意愿有所下降,这引发了市场对消费降级开启的讨论和担忧。
在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看来,我国是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原因在于,长期看,消费升级趋势仍在继续,数据显示,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至30%以下,医疗、教育、通信等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上升,服务消费占比提高至40%以上。短期看,部分中低收入者消费降级,流动性退潮叠加刚性负债高企、房租和医疗价格大幅上涨,消费降级集中体现在娱乐文化消费占比较去年下降,集中于中间阶层人群,如加杠杆购房的高负债中产白领和一、二线租房的城镇职工等人群(既无财产性收入,又无类似最低收入人群获得的财政转移性收入保障)。由于贫富差距连续两年上升,城市能级之间、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消费分级特征明显: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大国与拼多多盛行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并存;高品质汽车消费高增长与中低档低增速乃至负增长并存;高端白酒价格持续上涨与低端白酒竞争激烈并存。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认为,我国已经步入消费升级的拐点。他表示,十九大对于经济发展思路从“高增长转为高质量”的表态和对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速思路的明确摒弃将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带来重大转折式变革。在新的发展思路之下,粗放式地加大投资以维稳增速的模式料将逐步淡化,提高供给质量、建设先进制造强国是未来的主攻方向,而先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将从供给层面为消费升级做好良好铺垫,同时十九大对于未来发展领域还进行了具体的鼓励与展望,“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由此从政策面来看,消费领域在未来有望成为结构性调整的新动能。
十九大报告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谈及如何扩大消费,任泽平表示,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将有效提升居民消费。在我国居民收入增速近年来整体放缓的背景下,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显得尤为重要。要降低个税、增值税,完善消费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增加基本扣除额和专项附加扣除,降低个人所得税,按照物价水平动态调整基本扣除额,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为流转税,本质是对消费征税,降低增值税有利于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消费税,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品纳入消费税税目并提高税率,同时将已成为大众消费品的部分产品不再征收消费税。
2018年9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着重强调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针对性政策。工银国际副行政总裁高东认为,该《意见》有两点最值得关注:一是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汽车消费,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促进汽车消费;二是强调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带动对食品、饮料、服装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他表示,农村地区消费升级,会进一步拉动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类消费需求,包括汽车消费、医疗消费和网络消费。消费升级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围绕着满足“美好生活向往”的消费类公司,都会经历一段类似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本土公司的高速成长。

记者:王璐
编辑:吴粤
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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